《茶馆》有着奇特的结构。它从一个小小茶馆的角度来看社会，把50年的中国史横向切出三块薄片，放在舞台的凸境下透视。登台的三代、70多个人物，构成世态风俗图卷，整体大跨度地辐射出时代变迁的轮廓。剧作以茶馆主人王利发为贯穿人物，历史见证人物，用眼睛看那“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世相。《茶馆》没有贯穿事件、贯穿情节，每一幕都由一些互相平行、互不关联的人物和他们的行为组成，全剧没有揪心的悬念、激烈的冲突、微妙的情境，全靠独特的典型化人物及其生动个性来抓取观众注意力。它不符合戏剧常规，过于“自然化”。所以当老舍创作出这个剧本时，曾经遭到激烈的批评。老舍是幸运的。他碰到了焦菊隐，碰到了于是之，碰到了北京人艺。经过一代艺术家的艰辛创造，老舍的天才灿烂地展现在了舞台上。《茶馆》不仅没有夭折，而且成为新中国舞台上的一部艺术精品，征服和拥有了几代观众。《茶馆》曾到德国、法国、瑞士、日本、加拿大演出，反响强烈，美国纽约泛亚剧团也曾用英语演出此剧。《茶馆》散点透视的奇特结构，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成功的范例而进入教科书。
内容简介：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老舍抚今追昔，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来之不易的戏来教育青少年，以支持宪法的宣传实施。1956年，老舍开始动笔写就了话剧《秦氏三兄弟》，剧本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从光绪年间写到了1948年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时任院长的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等人，曹禺他们被戏中第一幕第二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那段戏深深吸引，遂建议老舍以这一场戏为基础另起炉灶，发展成一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拍板，三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三幕话剧《茶馆》问世了。
《茶馆》从第一幕的晚清戊戌变法到第二幕的民国初的军阀混战，一直写到第三幕的抗战结束，历经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在《茶馆》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老舍的话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曹禺先生晚年评价说：“《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与一般的戏剧作品不同，《茶馆》不是要讲述某个具体故事，它要表现的是三个历史时期所代表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茶馆》的创作宗旨就在这里。一向不熟悉政治斗争的老舍采用避生就熟的写作办法，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的政治变迁。《茶馆》对旧时代大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借助于剧中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老舍通过对三个善良、质朴、正直人物命运悲剧的凭吊，痛诉了那个时代的怪异和丑陋。
现实主义是老舍的创作之魂，幽默风格和喜剧样式对老舍来说是一种机巧天成的结合与表达，讽刺喜剧《茶馆》将老舍的幽默艺术风格完美地引向了极致。老舍用他的理性和智慧咀嚼现实，将最具意味的笑料归结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精神跟幽默风格交相融会的引燃点，将荒唐岁月发酵出的社会现实融进了一个充斥着讽刺、幽默的大茶馆。也正是这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满载纯正京腔京韵、充满“精气神儿”的语言，才有了人们前仰后合后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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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
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
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
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
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
《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
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
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
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
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
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
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
《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
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话剧《茶馆》风格样式的特异，也叫人难忘。作者笔下的历史时代那么暗淡绝望、遭人诅咒，不过，人们也许想不到，老舍居然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他更大胆的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
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或冷嘲或热讽的幽默和调侃。这类幽默调侃，因为依据作家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就不再是失掉控制的无谓逗哏。对于丑恶现象，老舍的幽默调侃不弱于火辣辣的抨击，厉害得就像皮鞭，鞭鞭见血；对于虽然带有真善美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实质性弱点。第2幕，吸毒成性的唐铁嘴宣称自己“已经不吃大烟了”，王利发顿生疑窦，还以为他是戒掉恶习了呢，谁知道唐铁嘴话头一转：“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的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他是个寡廉鲜耻之徒，这几句话，把国人那点儿“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沿着丑陋卑贱的心路发挥到了顶点，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毒品危害，只有到了唐铁嘴这种丧失灵魂的家伙嘴里，才能说成是对国人的“侍候”！真是可耻之尤，也可笑之极。这就是老舍砸向丑类们头上的幽默，智慧又犀利。也是在同一幕，从庞宅逃出来的康顺子母子，到茶馆来恳求收留，王利发不愿意，却被内掌柜一句话给留下了，王利发只好嘟嘟囔囔：“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王利发的牢骚、无奈，转化成了这么一句灰色幽默，把这个饱经世故、惨淡经营而又有点自私的小商人的感受，勾画得多到位！观众听到王利发的“怪话”，都会有会意的微笑，也会有隐隐的怜悯，也许还有酸咸苦辣一齐被搅起的感慨，人们能瞧见作家对旧时代小人物杂糅着温情和讥讽的一片心。
邪恶势力的可憎，与被欺侮者的可悲，都来自时代的荒谬。老舍扭住旧时代的荒谬本质不撒手，让正义、快感，以及酣畅的嘲弄，化作投枪和匕首，去戳穿旧制度旧文化的虚弱本性，给观众少有的欣赏满足。黑暗的社会充满了罪恶，可是，当它注定灭亡的时刻，却总是暴露出许多滑稽、失重的形态，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喜剧场景；铲除在历史肌体上苟且存活的荒唐、怪诞，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把准了这一点，当然要开怀大笑，在开怀大笑中领略整个旧时代的土崩瓦解。我们在座的朋友，凡是看过话剧《茶馆》的，恐怕都会对欣赏这出戏的时候那种整场接连不断的酣畅淋漓的笑声记忆犹新吧！老舍一生写过许许多多诅咒旧时代、同情苦人儿的故事，终于到了写《茶馆》的时候，这么清醒地把握了时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他的那管以幽默著称的笔，才找到了可以这样从容挥洒的绝妙感觉，写出来了这样世所罕见的大气派的喜剧作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里，严肃、悲怆，总是属于纯文学的上品格调；喜剧呢，不能说是没有一席地盘吧，可往往还是要被当成饭后茶余的“消遣”。满族作家老舍，毕竟有过另外一重民族文化的滋养，他自幼饱经忧患，却又性情倾向幽默，爱用好笑的眼光看人生，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幽默始终是他乐于保持和时常启用的风格。清代满族的前辈作家们曾经以幽默调侃的心态，写出过不少讽喻时弊的好作品。可惜，那种特别的创作追求，因为不同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没有完全获得中原文坛的认可。各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来就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的。正因为各个民族的艺术风格有差别，彼此文化交流才会有价值，才会让人们产生新鲜、惊喜、愉悦、扩充的心理满足。
现实主义历来是老舍的创作之魂。话剧《茶馆》充满了迷人的传奇性，又没有离开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半步。荒唐岁月发酵出来的社会现实，本身饱含着数不清的失态和笑料，老舍把最具意味的笑料扫拾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跟幽默风格交相作用的艺术焦点。英若诚先生说起过：“演松二爷的黄宗洛同志说，他演的这个人物是个到死也没有明白的人物。其实《茶馆》里的人物，王掌柜到死明白了吗？没有！只是觉得自己倒了一辈子的霉。常四爷明白了吗？也没有。刘麻子被大令当逃兵砍了头，他也胡里糊涂根本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老舍创作中高明的现实主义的地方。”这一体会很准确，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深化一下这一体会，一出戏里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都是到老、到死仍然糊里糊涂没明白过来，那么，这出戏的调侃力量还小么！老舍的现实主义，与他的幽默风格，早已经是浑然一体了。
话剧《茶馆》，常被说成是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作品，其实不尽然。中国传统的戏剧，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和戏剧冲突的一致性，《茶馆》却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的经验：淡化故事、不着力编织统一的矛盾过程，而用一个笼罩全局的写作宗旨把散在的琐细情节收进去。不过，这个戏毕竟主要面对国内观众，为了跟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轨，老舍又在“变”中注入了许多“不变”，他从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中挖掘出一些招数，嫁接到这部作品中间，使它重新成为教中国观众易于接受的“国货”。
有评论家谈到过，《茶馆》颇有点儿国画“大写意”的气韵，这是很精到的看法。《茶馆》没有追求磨砖对榫式的情节密集推进，而是大处落墨，挥洒跳荡，在人物和事件之间，都给欣赏者留下充分的浮想余地，这样，情节虽然简约、具体，却能发挥溢满画面、溢满时空的艺术感染力。这不是跟国画大写意的意境很想像么。
老舍还在《茶馆》中，运用他善于借助民间曲艺来强化戏剧效果的本领。为了对3幕戏各自的时代背景有个交代，也考虑到演出过程中各幕之间台上换景、演员改妆需要时间，他填写了3大段朗朗上口、妙趣横生的“莲花落”（又叫“数来宝”，北方曲艺快板书的一种），让一个跟剧情没有太多瓜葛的角色——乞丐“大傻杨”，在各幕开始之前登台说唱。这种崭新的舞台形式，纯属从民族传统曲艺脱胎而来，它活跃了场上气氛，也加强了3幕戏的整体感。
剧作的语言是体现民族气派的重要支撑点。《茶馆》的台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不但充满古都北京街巷语言的“精气神儿”，具备市井口语的灵动和脆生劲儿，也带有古今诗歌作品的含蓄气质。这出戏张嘴说话的有几十人，每个人的谈吐都是性格化的，专靠各自的声口，就可以把不同身份和情感的人物，从人群中间找出来。第2幕，唐铁嘴正和王利发在茶馆里逗嘴，来了一个报童，问：“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没好气地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报童乖巧地回答：“也许有，您自己找！”王利发动了火，把报童往外轰，偏偏唐铁嘴凑过来跟报童说：“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国事！”说着，唐铁嘴抄走一张报，没给钱就溜了。这么一个小细节，先是勾画出了王掌柜怕打仗、烦打仗却又知道战事一时完不了、盼安宁又盼不来的情绪，接着又把唐铁嘴为发国难财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也反衬出来，唐铁嘴口说“关心国事”，又白占报童的便宜，也捎带着揭露了这个“混混儿”的嘴脸。
话剧《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族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它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的。
当然，话剧《茶馆》的艺术也不敢说是十全十美。第1幕在艺术上堪称饱和，甚至可以说无懈可击。其经典价值，已经得到了中外观众和许多权威剧评家的公认。相形之下，第2和第3幕，就显得有一点儿单薄。老舍在创作中经常表现出他对古旧岁月有着超人的精微把握，而对比较晚近一些的社会生活，就观察和理解得差着那么一口气。一般地讲，戏剧家们写作时，总是极难把头一幕写好，而写到后面升发开了，他们往往越写越像样儿；老舍却相反，他的戏，常常是顶精彩的部分在前头。《茶馆》最后一幕，就流露了一点依从政治教科书的概念化迹象，康大力、康顺子和王利发儿子一家人陆续投奔西山解放区的情节，看上去还是有些欠缺说服力的，也就难免给人游离于全剧整体之外的感觉。
参考资料：http://www.cctv.com/program/bjjt/20040611/1007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