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的论调以来，全世界开始认真对待一个问题：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从1987年至今，30个年头的中国改革留给经济学家的谜题太多，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以至于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当然，认真的研究者也明白，经济增长与所谓崛起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的增长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腐败与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等。而这些潜在并日益凸现的问题是否会激化中国社会的矛盾，从而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反思改革的重要议题。剖析中国崛起与崩溃的可能，正是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一书的主题。
这是一部及时并不乏深刻的作品，集全球一流经济学家的智慧于一体，将中国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从不同角度加以剖析，颇有旁观者清的意味。当然旁观者并不是异口同声，他们对中国奇迹的看法并不一致。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时，主编本力以不凡的眼光挑选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从国际角度看，外部推动具体而言包括外资企业发挥的重要作用或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增长。而与之相配套的是人民币被长期低估，从而推动了低成本制造业的出口扩张，一进一出造就了中国奇迹；从内部审视，有不少学者则指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强势政府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持此观点的不乏像罗伯特.巴罗这样赫赫有名的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等。
事实上，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并不构成冲突，而更多可以从互为补充的角度来看待。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曾说：谁能真正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之谜，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大概不是妄言。从中倒是不难看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如樊纲在书中所说的：“中国两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樊纲所说的既是难题又是原因倒揭示了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途径。福祸两相依，增长的原因背后隐藏着崩溃论者发现的危机。尽管双方的出发点都着眼于一个更美好的前景，但正面称颂或许不及批评来得有效。
珀金斯指出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是有效的，同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受到户籍制度制约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珀金斯队中国一向乐观，竟也表示出担忧，那么“盛极而衰”的崩溃论出台恐怕也不是杞人忧天了。对于崩溃的可能，身兼美国两大智库职位（兰德公司的顾问与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的查尔斯.伍尔夫归纳出八个方面：贫困与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腐败扭曲资源配置，水资源及其他的环境污染问题加重，能源消耗高但产出较低，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差同时国有企业若失去垄断地位竞争力堪忧，外商投资减速，加上台湾问题作为潜在的隐患，这相互交织的八个方面反映出崩溃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依据。
那么中国的危机会以何种形式体现呢？中国是会重蹈拉美的覆辙、或是走上日本的老路还是倒向所谓的印度模式？《崛起》一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这三种可能的参照路径。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与政治体制上的专制是拉美国家的经济转型中遭遇的重大问题，尽管在郑秉文看来，中国即便有拉美化也只是集中在收入分配领域。但无论如何，政治上的同构性还是让“拉美病”成为值得警惕的一种倾向。而日本在地产与证券市场泡沫破裂之后，经济发展一直步履蹒跚，中国的快速增长也让人忧心经济已经过热，调控不当就会犯和日本一样的错误：大量不良银行贷款、无节制的能耗、经济过热等等。人口数量上与中国相近的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对中国的冲击不小，MIT的黄亚生对比了印度模式与中国模式后认为，印度依靠本土企业的内源性增长会比中国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更为持久，而另外一方面印度的民主政治从长期上带给经济发展的活力要远远高于中国。尽管谢国忠认为印度落后中国起码十年，但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未来的走向，印度的潜力或许正是中国下一步的转型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不管中国未来的道路如何，其巨大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在刚刚闭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的讨论转向了“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并且举足轻重。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的主管奥弗霍尔在给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证词上表示：中国崛起的重要成效与美国崛起或日本与欧洲的复兴对于世界的成效是相同的，因为一个富裕的邻居总好过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邻居。对于中国而言，以更负责也更具合作精神的姿态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这或可以同时回答“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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