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白话诗歌形式上的革新?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歌是中国诗歌的一次革命

Answer 2

我也想知道 要论文啊 亲 两千字呢~~

Answer 3

在中国诗坛相对“萧条”的前“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的前“五四”白话诗“尝试”。
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　
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标志着中国诗歌古典形态的结束和现代形态的开始。
　　朱自清说：“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的确，作为中国新诗第一人，早在前“五四”时期，胡适就开始了他的白话诗“尝试”。
　在这一时期，他明显地受到了他自幼喜爱的白居易、杨万里等人清新平易诗风的影响，也受到了诗界革命以来吸收白话和借鉴西方文化风尚的影响，而后一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在此期的创作中，他对诗歌的语言、形式等的创新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与诗界革命相类似的倾向。如《秋秋》一诗就不仅语言洗炼平易，而且还以兴托意，情景交融，富有哲理，颇具唐宋以来杂诗的风韵。这首诗所显示出的不用典，语言清新、接近白话的特点，以及平易自然的风格，与他后来尝试创作的白话新诗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所迈出的这一步，仍是从新名词的引入与新意境的开拓入手的。就新名词的引入而论，他在《题欧战讽刺画》、《将去绮色佳留别叔永》、《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等诗中，引用了大量的“新名词”。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一诗，就用了“牛度”、“爱迭孙”、“烟士披里纯”等十一个新名词。“此诗凡十一用外国字；一为抽象，十为本名。人或以为病，其实此种诗文不过是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知我罪我，当于试验之成败定之耳。”中国近代诗歌语言的变革始终走的是向西方与民间学习这两条道，因此，胡适的这种语言实验，在当时仍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就新意境的开拓而言，胡适此时所作，如《耶稣诞节歌》、《大雪放歌和叔永》、《雪消记所见》等，皆是描述域外自然风光和社会风俗之作。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对诗界革命的承接，但胡适在这方面的努力却与诗界革命有着质的区别：一是他变维新诗人的为找新名词而找新名词，为从诗歌语言革新的高度来用新名词；二是变诗界革命出于社会政治的考虑吸收异域文化，为出于诗歌艺术自身变革的目的。因此，虽然胡适是从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起步，但他并没有止此，而是在其实践精神与科学态度的作用下，作了进一步大胆的新试验，跳出了旧风格的窠臼。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他的此期所作大都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老树行》就高度散文化，尤其是此诗的后两句“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简直与标准的散文句子无异。对此，胡适还曾得意过：“此诗用三句转韵体，虽非佳构，然末二语决非今日诗人所敢道也。”又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他不仅用了大量散文化的诗句，而且有的甚至直接引入古人和今人语句，为此他还曾遭到任叔永的嘲笑。由于句式的散文化，首先使胡适诗歌的章法结构开始打破旧体诗、特别是近体诗多以对偶形式出现的成例。如在《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中出现了三句段落，在《耶稣诞节歌》中出现单句、三句间用段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诗歌“排偶之体”的传统规则，使诗的句子也开始象散文那样以“单行”出之。其次，突破了诗歌格律的规则，胡适此期诗歌最明显的是句法在不重排比对仗之后所出现的两种变化：一是律诗中以“联”为单位的上下句之间的严格音律对仗消失，二是由于诗句的散文化引起单句顿逗的变化，改变了律诗固定的“二三(五言)”和“二二三(七言)”的语音节奏。如《自杀篇》中的“虽三北何伤”、“我以此作歌”，也只能读作“虽/三北/何伤”，“我/以此/作歌”。又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的“吾闻子墨子有言”，“应有‘烟土披里纯’”，也只能读为：“吾闻/子/墨子/有言”、“应有/‘烟土披里纯’”。这些音节的变化，无疑增加了胡适诗歌的表现力与自由性。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如他曾效仿西方诗歌的三句转韵体写过《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与《老树行》，“以古诗法入律”写过《春日书怀和叔永》，以古乐府体写过《题欧战讽刺画》，以骚体翻译过拜伦的《哀希腊》和勃朗宁的《乐观主义》。胡适在诗体改革上所作的这些尝试，带来了诗体相当程度的解放，不仅形式自由，格律也十分松动。如《题欧战讽刺画》除在形式上“大有古乐府味”外，在每节上的字数也不相等，甚至在一节之内也有字数不等的，如第六节：“一字褒贬，可以全躯。《春秋》之笔欤?淳于之徒欤?”形式如此自由，其韵律、平仄的松动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进行各种诗体尝试的同时，胡适也创作了许多歌行体，如《偶吟》、《送许肇南归国》、《送叔永之行并寄杏佛》等等。胡适这些歌行体既与传统歌行体有着明显的不同，也不是前代革新诗人的那些或铺陈宏大的长篇叙事诗，或慷慨激昂的政治抒情诗，而是一种发展了的以即兴抒情与说理见长、格式随意、语句自由的歌行体。它比黄遵宪、梁启超、秋瑾的那种着意变换句式的长篇，在语言上更接近自然、白话，在形式上更自由，更接近新诗体。如《和叔永题梅任杨胡合影诗》、《送梅瑾庄往哈佛大学》等作，就在黄、梁、秋歌行体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类似现代新诗的分节方法和抒情方式。
　　胡适这一时期诗歌在语言和形式上所作的革新试验十分重要，它既是他此时期诗歌革新理论的验证，又是他由创作古诗到尝试新诗艺术转变的一个必须的、十分重要的准备。
　　有了前面尝试的经验和收获之后，胡适开始第一次“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了。1916年7月22日，他写下了被司马长风称作“第一首白话诗”、长达一百余行的《答梅觐庄——白话诗》。但胡适的创作还是遭到了保守友人的嘲讽，梅光迪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矣!”任叔永也说：“足下此诗实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并且由此断定，白话断不可入诗。朋友的反对，加上实验哲学的影响和胡适此时诗歌革命理论的逐步成熟，不仅使胡适更加执着地从事白话诗尝试，而且也使他由此前为证明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作“诗之文学”可“不避文之文学”的尝试，变为验证“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白话诗是否可能”的生死攸关问题的试验。为此，胡适发出了“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的誓言，决心“全力去试做白话诗”，攻打下文学领域这座最后“未投降的堡垒”。于是，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了一系列“尝试性”的白话诗作，并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经挑选的“白话诗八首”：《朋友》(即《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和《孔丘》。这八首诗连同他此时期写成的其它诗作，是胡适“白话诗”实践中最重要的收获，它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立体地呈现出了十分成熟的现代特征。
　　首先，在内容上较好地实现了他“实写今日之情状”的诗歌革新主张，写出了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容。这里既有体现诗人积极进取、乐观有为，敢于批判一切精神的，也有表现其因理想、个性与现实冲突所引发的痛苦、苦闷的，还有表现爱国情感与日常生活情感的。其具体体现为：第一，炽烈的爱国之情。如《他》一诗，就极其真挚地表达了诗人对遥远祖国的深深思念与热爱之情。第二，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在《尝试篇》中，胡适反陆游的“尝试成功自古无”而用之，写下了“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壮语。这首诗既表达了诗人投身诗歌革命的决心，又体现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精神。又如在《答经农》中，诗人就通过直写对白话诗尝试成功的期待和白话诗必将战胜古典诗的信心，体现了其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第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如《孔丘》写道：“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表达了对传统儒学的强烈不满。又如《作孔子名学完自记》写道：“推倒邵尧夫，烧残‘太极图’。”就对《易》学的权威理论邵尧夫（邵雍）的“象数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表示了极大的蔑视。第四，个人思想情感和内在精神困境。如《蝴蝶》一诗，就表露了一个初步觉醒者身处异国时，因其社会文化理想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巨大冲突所产生的一种苦闷与彷徨之情，从中可触摸到诗人的真性情与大寂寞。又如《江上》就在绘出了一幅淡雅自然之景的同时，表现了诗人一份难得的清闲之心。再如《月》三首，硬是从当时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寻出了些许闲趣，颇耐人寻味。还如《赠朱经农》则一面缅怀了朋友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一面又表露了在变革现实上朋友反对带给他的苦恼。这些内容，不管是哪一方面，都记录了时代变革的足音，充满了“个性”的声音。
　　有人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除文学形式上的‘改良’外，思想可取者并不多”，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虽然从批判的广度、深度和态度的决绝程度上，胡适诗歌的思想都还不能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相比，但仅从诗人此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即便是一些简单的白描或叙事，甚至是一些不乏唠叨的说理来看，其中蕴涵的真切朴实的情感，也仍能显示出不同于传统的时代精神与个性特征。
　　其次，在语言形式上取得了巨大突破，成为了具有“准”现代形态的诗作。
　　这些诗作在语言上的最大特征是“明白如话”。这一特征的形成除得力于胡适“以白话作诗”的主张外，还得力于其“诗体大解放”和“作诗如作文”的观念。后来，胡适还曾补充说：“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有寄托之外，还须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又说：“我并不是说，明白清楚就是好诗，我只要说，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3](第295页)正因有如此观念指导，胡适此期的诗歌语言才大都做到了“明白如话”。如在“戏以白话作律”的《江上秋晨》中，就除“颇”等少数几字外，其余全是白话。由此可见，在他那不是律诗的自由体诗中更该是“白话连篇”了。在意象上，这些诗作也显示出了更加浓厚的现代色彩。首先，他的诗歌意象几乎全部取自当下生活，很难找到搬用古典诗歌的，如“蝴蝶”、“睡美人”、“老树”等。而且这些意象已具有了一种理念化的特征，其意足以驭象，意象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是由转喻和摹写连结而成。如“蝴蝶”在胡适的笔下，就失去了传统诗歌中因其终日成双成对、飞上飞下、难分难舍而寓指的幸福甜蜜的爱情之意，而具有了胡适因理想暂时不能实现和不被人理解而产生的一种寂寞、苦闷之感，也隐含了一种个人在大时代里无处归依的精神困境。这种情感和困境，也完全是只有处于前“五四”时期，深刻思考着中国文化问题、文学问题的人才可能有的。另外，在“蝴蝶”与这种情感之间，其“象”的联系作用已经十分微弱，它完全靠的是一种理念的投射。可见，胡适此期诗歌的意象已与传统诗歌的意象相去甚远。在形式上，胡适此期所作不仅“充分采用白话的字”，而且还采用了“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音节”，“做长短不齐的诗”，把“诗的散文化”与“诗的白话化”统一了起来，打破了旧诗的束缚，基本上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一成就的是《蝴蝶》和《他》两诗，在诗中胡适通过采用随感情起伏变换的散文句式和章法、自然舒缓的内在节奏、大量的虚词以及具有清晰语义逻辑联想结构的意象，使其突破了传统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显得相当自由、灵活。
　　再次，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胡适曾说，他“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放脚妇人的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可“年年的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4] (第219页)胡适前“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歌尝试，确实走过了一个异常艰难曲折、但又是逐步向前的历程，它让我们看到了白话新诗是如何一步步脱茧解放，中国诗歌的题型是如何一步步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
　　在内容上，它经历了一个由浅露、狭窄到逐渐宽广、深刻的过程，即由写个人闲愁苦闷、生活琐事，发展到表达爱国情感、张扬个性、批判传统文化等。这个过程改换了传统诗歌的“载道”内容，使其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上显示出了即将到来的“五四”精神，完成了与“五四”“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表现内容相对接的使命。在语言上，它经历了一个由文白夹杂到几乎完全使用白话的过程，在较为彻底地告别传统典雅文言的同时，使其诗歌显示出了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力与活力，从创作实践上证明了白话写诗的可能。在意象上，则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浓厚现代色彩的新意象。十分成功地变组合方式为隐喻式、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或“象意互合”的僵死传统意象，为组合方式为转喻和描摹式、内部结构为“以意驭象”的自造意象。这些自造意象，一扫传统意象的陈腐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性。在形式上，它明显地经历了一个袭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的过程，通过走“散文化”与“白话化”相结合的道路，最终一步一步地扫除了“创作白话诗的一个关键性的障碍”，攻克了诗的“这座壁垒”，为“五四”新诗体的出现扫清了道路。在风格上，它逐渐摆脱了传统古典主义诗风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清新、质朴、自然的风格。这一风格，直启稍后的五四“写实主义”诗风。
　　胡适曾把此期的诗歌革新追求概括为，“说话要明白清楚”，“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实”这几条，而这几条“代表了新诗的一路”[5] (第294页)。的确，正是在前“五四”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知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新诗运动的最早几年里”，在中国诗歌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最后关头，胡适以其“代表了新诗一路”的白话诗尝试，基本上完成了“否定旧诗，解放诗体”，“创造出一种新诗”的使命。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6] (第142页)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作者简介] 李金涛（1965-），男，湖北仙桃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资料：http://book.sohu.com/20070525/n250227589.shtml

Answer 4

　　1935 年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曾做了一个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的演讲， 一开头即声明“我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 我们讲文学革命， 提倡用语体文， 这些问题， 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也往往我们看到的问题，而在教育专门家反会看不到的”。①我们由此而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倡导的文学革命， 与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他们看到并提出了怎样的教育问题？ 并有过怎样的讨论？ 这些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意义？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1917 年1 月1 日发行出版的《新青年》2 卷5 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 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首次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文学写作的工具， 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今日作文作诗， 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 不如用20 世纪之活字， 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 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章另外两个重点， 一是强调“言之有物”， 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 既无高远之思想， 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 “不作古人的诗， 而惟作我自己的诗”， “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 一一自己铸词， 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 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 即是功夫”。②

　　胡适的这篇文章是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的， 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 即以“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 又以“文的形式”的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胡适后来有过更明确的说明： “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 ③“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 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 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是不拘格律的”， “形式上的束缚， 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 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 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④这里说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解放运动， 文字与文体的解放背后， 是精神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

　　由胡适的文章引发了《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持续讨论，后来又有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2 卷6 号) 、钱玄同的《寄陈独秀》(3 卷1 号) 等文， 予以响应与发挥。我们感兴趣的是，讨论的开始还限于“文学”， 后来，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 与陈独秀讨论“文学之界说”问题， 提出了“文学”与“文字”之辨， 主张以“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为文学， 而将“科学上应用之文字”， 包括“新闻纸之通信”、“官署之文牍告令”、“私人之日记信札”等均列入“文字”范畴；陈独秀在附识中则强调他的“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分， 认为刘半农的“文字”即是他所说的“应用之文”。⑤紧接着钱玄同就在《新青年》3 卷5 号上的《通信》中发出了“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呼吁， 并引发出了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载《新青年》4 卷1 号) 。这样， 就由文学写作的讨论引向了应用文写作的讨论， 或者说将文学革命、文学解放的要求扩展到了写作的解放。如刘半农、钱玄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吾辈做事， 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 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 只是学着古人， 便是古人的子孙； 如学今人， 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 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 “言为心声， 文为言之代表。吾辈心灵所至， 尽可随意发挥， 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 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 ⑥“今日作文， 无论深浅高下， 总要叫别人看得懂， 故老老实实讲话， 最佳”， ⑦“要用老实的文章， 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 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 或直叙外面的事物， 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⑧这些要求当然都不局限于文学， 而是指向整个的思想与写作的。后来， 钱玄同在《随感录》里更是直接向年轻一代发言： “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 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 要替他添上几篇； 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 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 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⑨同一期《新青年》还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 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建立的“新文体”， 提出其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用现在的意思， 说现在的言语，写现在的文字， 做现在的文体”。[10]胡适也把他的“八事”概括为“四条”， 即“要有话说， 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 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 别说别人的话”， “是什么时代的人， 说什么时代的话”。[11]时隔八年以后， 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中， 谈及五四文学革命的目标时， 也将其归结为“要说现代的， 自己的话； 用活着的白话， 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并且号召青年“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 勇敢地进行， 忘掉了一切利害， 推开了古人， 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 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 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2]这样，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 就将他们所提倡的思想的启蒙(解放) 与文字、文学的启蒙(解放) ， 落实为“说现代中国人的话， 而不是古人或外国人的话”， “说自己的话， 而不是他人的话”，“发出真的声音， 而不是瞒和骗的虚假的声音”这样三个基本要求上， 而他们显然是将实现这样的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这样， 他们对教育， 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关注， 就是必然的： 要实现前述启蒙要求， 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于是， 我们又注意到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的副题， 即表明要“商榷于教育界诸君及文学革命诸同志”， 而且以其所特有的明快尖锐地提出问题：“现在学校中的生徒， 往往有读书数年， 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 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 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 这是谁害他的？ 是谁造的孽？”后来《新青年》6 卷1 号还专门发表了一位读者来信， 说自己“自七岁入国民小学， 十一岁入高等小学， 十五岁入师范学校， 二十一岁任小学教职”， 深感“我国青年教育， 大都不能摆脱奴隶性”。而另一位中学生来信， 更是力陈当时国文教育的弊端：“每读一文， 老师必讲此文之起承转合， 于‘若夫’‘然则’诸字， 不惮反复解说， 往往上课一句钟， 即专讲此类虚字；但我等听了许久， 还是莫名其妙。前年秋， 来了一位讲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 专选苏东坡、归有光诸人之文， 而于每文之后加上一千字左右之评语； 讲解之时， 于本文文字不甚注意， 即取此评语细细讲说， 他老人家越讲得津津有味， 我们越是不懂。所以同学诸人最厌恶的功课， 就是国文， 不特仆一人存此想也。”这封来信还抄录了一份“某校国文部修辞学试题”， 单是题目就有420 余字。编者陈独秀看了以后大发感慨：“这试题， 不是现代学校试验国文题目， 仍然是古代科场策问的老套头”， “我想全班学生总有一大半不知道这题目问的是什么”， “今天才晓得中学学生多半作文还不能通顺的缘故。这班国文教习， 真是‘误人子弟’了”。[13]这里， 实际上已经发出了中小学国文教育必须改革的呼声。而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新青年》同人所提出的一个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方案。在文章里， 刘半农特意列表将“昔之所重而今当痛改者”与“昔之所轻而今当注意者”做了对比，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昔之旧国文教育以“摹仿古人”、“依附古人(即所谓‘文以载道’及‘代圣人立言’也) “为宗旨， 而今之新国文教育则强调”以自身为主体， 而以古人(或他人) 之说为参证， 且不主一家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的。刘文还用十分平实的语言提出了新国文教育的目标：“只求在短时间内， 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 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 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 他强调在这一目标背后贯穿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刘文对选文标准、讲授方法、作文要求、出题与批改原则， 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其要点是：“凡文笔自然， 与语言之辞气相近者选； 矫揉造作者， 不选”，“极意模仿古人者， 不选”， “故为深刻怪僻之文以欺世骇俗者， 亦不选”，“凡思想过于顽固， 不合现代生活， 或迷信鬼神， 不脱神权时代之气息者， 均不选”；“作文要有独立之精神， 阔大的眼光， 勿落前人窠臼， 勿主一家言， 勿作道学语及禅语”，“以记事明畅， 说理透彻， 为习文第一趣旨”等。不难看出， 这一改革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自觉地将前述文学革命的启蒙精神与理念贯穿、落实于国文教育之中。后来陈独秀曾专门著文讨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4]其实， 文学革命与作为教育革命的一个方面的国文教育改革， 都是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它们之间的相通也是必然的。

　　《新青年》在2 卷5 号(1917 年1 月1 日发行) 上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发难文章， 倡导以白话文“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以后， 在3 卷1 号(1917 年3 月1 日发行) 发表了一条“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的消息， 并公布了蔡元培领衔的《征求会员书》， 宣称“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 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进一步把白话文作为国民教育的工具，并将白话文进入中学教科书的问题， 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关系着“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目标的落实，《新青年》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3 卷2 号“通信”的编者附记中， 陈独秀提出：“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有比较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兹事非易， 未可一蹴而几者。”这里还没有提到教科书的问题， 到3卷3 号就有读者来信建议商诸书局， “请其延聘长于国学而有新文学思想之人， 刻选自古至今之文， 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 但须确有可取， 即采入书中”； 同期发表的另一封读者来信则提出：“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愿先生今后之论调， 当稍趋于积极的建设一方面至学校课本宜如何编撰， 自修书籍宜如何厘定， 此皆今日所急应研究者也。”[15]值得注意的是， 陈独秀在回答读者提出的“建设”问题时， 特意提出“鄙意欲创造新文学， ‘国语研究’当与‘文学研究’并重”。[16]陈独秀如此重视“国语研究”是与前引他的推行白话文“三要件”直接相关的， 这其实也是当时相当多的学者的意见， 即是先要通过国语研究确立“统一之国语”标准， 再据此编成“国语文典”， 再推广到具体写作实践中。对这样一条建设与推行国语的思路， 提出挑战的是胡适。他在发表于《新青年》4 卷4 号(1918 年4 月15 日发行) 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 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他把文学革命的“宗旨”概括成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 即一方面要用国语(白话) 做“国语的文学”， 另一方面惟有通过国语文学的创造， 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的语言(国语) 。针对陈独秀等大多数学者的前述思路， 他指出：“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 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 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 虽是很要紧， 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 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 戏本。国语的小说， 诗文， 戏本通行之日， 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17]在紧接着的《新青年》4 卷5 号与一位读者的通信讨论中， 胡适对他的思路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讨论的是“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问题。这位读者提出：“要想实行新文字， 必定要从大学做起”， 而且从大学的招考入手“大学里招考的时候， 倘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 那么， 中等学校里自然要注重白话文字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 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胡适认为这“不是几个人用强硬手段所能规定的”，“我的意思， 以为进行的次序， 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先要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 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 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 而普及的关键在“学校教育”， 而且要“从低级学校做起”，“进行的方法， 在一律用国语编纂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胡适同时提出，“现在新文学既不曾发达， 国语教科书又不曾成立， 救急的办法只有鼓励中小学学生看小说。”[18]可以看出，胡适的思路有两个关键环节， 首先是创造具有生命活力的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的文学”， 然后将这样的新创造的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学国语教材， 成为新的国语典范， 先在中小学生中普及，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与传递， 白话文就能够真正在国民中扎根，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语”， 即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语言。

　　胡适的新思路， 很快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白话文教科书的编写， 一时成为《新青年》与教育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新青年》5卷2 号发表钱玄同与刘半农的讨论， 明确提出“国文科必须改为国语科。十岁以内的小孩子， 绝对应该专读白话的书; 什么‘古文’， 一句也用不着读”。[19]接着5 卷3 号胡适又在一封通信中提出：“现在的一切教科书， 自国民学校到大学， 都该用国语编成。”[20]《新青年》6 卷2 号又发表一篇读者来信， 提出“对于未受旧文学传染的小国民， 应当可怜他， 别叫他再受传染病了。鄙见以为从速编新文学教科书， 正是改革新文学的急务”。钱玄同在回信中则说：“编新文学教科书一事， 同人都有此意， 现在方在着手进行。但此事不甚容易做。不但文章要改革， 思想更要改革， 所以不能一时三刻就拿出许多成绩品来。”[21]钱玄同这里所说的同人正在着手编写的新文学教科书， 指的是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孔德学校自行编写的白话文教科书《国语读本》；[22]这是1918 年春， 蔡元培召集孔德学校教员举行教育研究会， 在会上作出的决定， 与会者说：“今日所议之教科书， 决非专为孔德学校， 而为全国各学校计。”有学者认为这是预示着关于教科书的改革的议论将进入“实质性”的“新的阶段”的。[23]正是一年以后， 1919 年4 月，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是教育部的附设机关， 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在这次会议上， 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提出了一个《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 主张“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 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传播国语的大本营， 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 国民学校全用国语， 不杂文言， 高等小学酌加文言， 仍以国语为主体”。[24]这样， 白话文进入中小学课本就从民间的呼吁开始进入了国家体制内的操作， 时机也日趋成熟。到了1919 年11 月1 日出版的《新青年》6 卷6 号， 钱玄同就以更加迫切的口气， 指出：“改良小学校国文教科书，实在是‘当务之急’。该古文为今语， 一方面固然靠着若干新文学家制造许多‘国语的文学’；一方面也靠小学校改用‘国语教科书’。要是小学校学生人人都会说国语， 则国语普及， 绝非难事。”有意思的是， 在这篇通信里， 钱玄同特意指出：“《新青年》里的几篇较好的白话论文， 新体诗， 和鲁迅君的小说， 这都是同人做白话文学的成绩品”， 而“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 “在中国近来的翻译界中， 却是开新纪元的”。[25]显然在他看来， 这些白话文学的实绩都是有资格进入白话文教科书的。两个星期以后，即1919 年11 月17 日， 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国文之将来》的演讲， 指出“国文的问题， 最重要的， 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26]这个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1920 年1 月， 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 先改国文为语体文， 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以部令修改学校有关法规。同年4 月， 教育部又发出通告， 规定截至1922 年止， 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 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 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27]就在教育部通告颁布的同时， 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 ， 这是中国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接着， 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 ， 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此后， 国语教科书大增。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 仅1920 年就审定了173 册国语教科书， 1921 年又审定了118 册。[28]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 从理论的设计， 探讨； 到媒体的呼吁， 讨论， 形成社会舆论；到政府权力的运作，[29]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从此五四时期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及整个教育改革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如胡适所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 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 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30]其意义其实是超出了教育范围的， 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 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且不说它的深远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文学是通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根的；在当时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 成为青少年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 这是一次空前的精神的大解放， 于是被压抑的创造力就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如胡适所说， 很短的几年间，“全国的青年皆活跃起来了， 不只是大学生， 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 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 他们就用油印”。[31]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 曾谈到1922 年到1925 年间“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物蓬勃滋生”的盛况， 其中就有许多是由中学生和师范生(也包括他们的老师)主办的， 如河北冀县第六师范的文学研究会出版《微笑周刊》，陕西榆林中学所办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 南京第四师范的无名作家社， 徐州许东中学的春社出版的《春的花》， 宁波第四中学的曦社、飞娥社， 台州第六中学的知社出版的半月刊《知》， 潮州金山中学的晨光文学社， 长沙一中鸡鸣社出版的《鸡鸣》， 川南师范星星文艺社出版的《星星》， 昆明联合中学办的《孤星周刊》， 东北文会中学的东光社主办的《东光周刊》等。《新青年》6 卷3 号曾以《欢迎“新声”》为题， 发表了胡适和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的同学的一封通信， 胡适在回信中谈道：“北京有一个中学的学生做了一篇文章， 对于孔丘颇不很满意。他的先生看了大怒， 加了一个长批， 内中有‘出辞荒谬， 狂悖绝伦’八个大字的断语；又说， ‘有如此之才气， 有如此之笔仗， 而不为正规之文， 惜哉! 惜哉!’”胡适遂将这位老先生的批语略改几个字， 赠给新声社的年轻朋友：“诸君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 甚望努力勿为正规之文；甚望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的批评；甚望时时以这八个字自豪！”其实这样的开始觉醒、才华洋溢， 因为白话文的使用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的中学生几乎是遍布全国的， 而且越是边远的地区， 中学生们所发挥的作用越大， 往往成为当地新思想文化的中心。也正如茅盾描述的那样， 这“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 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 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32]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新文学哺育了年轻一代的同时， 也为自己的发展培育了后备力量， 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

　　先驱者们深知， 要使已经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 真正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 就必须加强国文教育理论的建设， 使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于是， 《新青年》8 卷1 号(1920 年9 月) 、4 号(1920 年12 月1 日) 引人注目地发表了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

　　为了叙述的方便， 我们先说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这是他在北京孔德学校的一次演讲， 一开头即声明：“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 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 因此所要讨论的正是小学的文学教育。周作人的论述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把“如何理解儿童”作为讨论的基础， 一开始就提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 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 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 便将他当做不完全的小人， 说小孩懂得甚么， 一笔抹杀， 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上， 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 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 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 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 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这里所强调的“儿童是人， 是有自己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完全的个人”， 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理念， 也就是说， 周作人将五四“人的发现， 个性的发现”运用、扩大到小学教育上， 强调“儿童教育， 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 适如其分的供给他， 使他生活满足丰富”， 一切以儿童的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为出发点与归宿， 这就把中小学教育改革(包括国文教育改革) 提到了一个新的思想与理论的高度， 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周作人看来， 小学里的文学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对儿童的理解与尊重上， 据此他提出“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 有这样三种作用：(1) 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 (2) 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 (3) 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和趣味”。并主张按照儿童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的程序来选择、安排教材和相应的教学方法。这些意见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意义；更重要的是， 它启示我们：要把语文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地认识儿童”的基础上， 就必须有多学科——不仅是教育学， 还有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周作人的文章对这几方面都有涉及) 等等——的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

　　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一开始也是声明自己是“门外汉”来谈中学国文教育; 不过他强调的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内行”的教育家往往“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 “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而“门外旁观的人， 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 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 意外的参考材料” ——当然，也只是“参考”而已。胡适在文章结束时， 还强调他的意见“完全是理想的”， 因此， 他“希望现在的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 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哪一部分可行， 哪一部分不可行， 哪一部分应该修正”。——既坚持理想， 又采取试验的科学态度; 既坚持独立思考， 不为成见所拘， 大胆提出“新鲜的意见”， 又随时准备根据试验的结果来“修正”自己的意见：这都显示了五四那一代人的风范和民主、科学精神。胡适的主张， 有的我们将在下文再作讨论， 这里先谈两点。一是他对旧国文教育的批评集中在”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这一点上， 而把“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首先定为“人人能用国语(白话) 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晓畅， 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这样， 也就把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提到了“自由发表思想”的高度， 这与周作人对“人的个性的健全发展”的强调是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胡适文章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教授法”的重视。他提出了“用‘看书’来代替‘讲读’”的主张。无论是国语文的教学， 还是古文的教学，他都强调学生“自己准备”， “自己阅看”， 教员指导下的课堂“学生讨论”与课外“自修”， 在作文上他也强调学生“自己出题目”， 自己“去搜集材料”，“应该鼓励学生写长信， 作有系统的笔记， 自由发表意见”， 并特别提倡“演说与辩论”这两种“国语和国语文的实用的教法”。这背后是一个教育观念的转变： 由“教师本位”转向“学生本位”， 由“外在的强制灌输”转向“自觉的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仍然是要正确地认识学生， 相信他们潜在的巨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胡适为此而大声疾呼：“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做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33]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