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唐 锼 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 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支那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支那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1845－1932)所著的这本《中国人德行》(ChineseCharact 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 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德行》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 “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 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 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时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 也都可以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 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 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的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88年4月12日
我想这个序里应该有你要找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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