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8-28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 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初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后 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懂卓的战争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 年),为衮州牧,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 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 许昌)。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 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 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 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 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 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 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 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辞海》1989年版)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 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 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 名遗,袁绍从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第2个回答 2007-08-28
曹操全能冠军 ~喜欢曹操的最好看看~
曹操之所以惹人不快,某种程度上也与此人过于强梁有关。他的能力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几乎没有弱项。中国历史固然无法回避他的存在,甚至在不少貌似与曹操无关的专史中,他往往也能峥嵘出头。粗粗想来,既然孔老夫子以一句“不有博弈者乎”的随机性评语而能为撰写“中国围棋史”题材的先生反复引用,曹操具备与当世围棋高手对弈的才能,自然更有资格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曹操虽无书法传世,但从他对书法家的厚爱,从他对挂在屋内、题在门上的书法作品经常用心临摹、反复把玩上,我们也能大致看出他的书法修养。另一个证据是:曹操谋士刘晔有一个奇怪的嗜好,从来不愿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曹操便与他书简相通,有时为探讨一个问题,两人竟会一夜间传递书信数十封。那是写信还是打电话?根据“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的叙述,曹操并非不能被好事者在“中国建筑史”、“中国工具史”或“中国家具史”中略略带过。曹操对音乐当然也很在行,他所写的诗作乃乐府诗,“及造新诗,被之管弦。”曹操会不会在“中国服饰史”中也露上一脚呢?据说,曹操的葬服是他自己设计的,风格上既杜绝繁琐,又力避俗气;他还借鉴了某些古代皮装的特点,以缣帛为衣料,设计了一种具有简易随身特点的军服,军官与兵士的区别,只在该种军服的颜色上得到体现……
曹操的武艺虽无法与当世高手匹敌,但也非泛泛之流。他显然擅长游泳,不然少年时在水中击杀蛟龙(应指那种俗称“猪婆龙”的扬子鳄)一事,便无法索解。约在十七八岁时,曹操曾独闯中常侍张让的宅院,被人发现后,他竟能舞动一枝画戟,一边呵呵笑着,一边轻巧地越墙而出。张让家那么多家丁,居然奈何不了他分毫。曹操早年落难之时,有一次兵士谋反,放火烧他的营帐,曹操竟演出一幕“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的武林英雄传出来。少年时就喜欢“飞鹰走狗”的曹操,射猎场上自然也当仁不让,曾有过一天之内亲手射杀六十三只野鸡的事迹,弓法之娴熟,令人生畏。
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释卷,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这看来是真的,因为无须旁证,曹操诗文上的非凡造诣,已经说明了这个事实。何况曹操自己也曾夸口道:“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曹操另一次夸口是在敌人阵前,西凉兵士久仰曹操的大名,见曹操出阵,个个想挤上前来看个究竟,曹操哈哈大笑,对这些粗汉说:“你们想看看曹公长什么样吗?和大家一样,非长着四只眼睛,两只嘴巴,只不过比你们多一点智慧罢了。”)
曹操诗歌上的造诣,据我看来,可在中国前十人之列,至少郑板桥先生亦有此见解。他论文章之大乘法与小乘法,在得“大乘法”的诗人中仅悭吝地罗列了四人,曹操因年代占先而得以位居其首(其余三位分别是陶渊明、李白和杜甫)。论气韵沉雄,慨当以慷,曹操实有傲视千秋之才。其实曹操的文章也很有特点,黄仁宇先生对曹操文章的“诚实”,就曾予以肯定;世纪文豪鲁迅先生还曾特别拈出“通脱”一味,激赏不已。鲁迅同样看出曹操诗歌中的“通脱”来,对《董卓歌》中那句“郑康成行酒,伏酒气绝”的怪诗,意外之余难免还要感叹几句。确实,只有如曹操这种无拘无束,不依常理出牌的“非常之人”,才可能写出这样的非常之诗。(可否与毛泽东将“不须放屁”纳入“念奴娇-鸟儿问答”之中连类参见呢?)
论用兵打仗,那可是曹操的本门绝活,独传之秘。与他的诗文一样,值得专文(甚至专著)论列。战场上的曹操诡谲万状,不可方物,“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见诸葛亮《后出师表》),《三国演义》中已发挥得淋漓尽致。总体上看,战场上的曹操,思维极为舒展开放,将兵行诡道之旨演绎得无比充分。劫烧乌巢之粮,曹操用兵神速,硬是在袁绍援军堪堪抵达前的一刹那,大功克成;破张绣,曹操故意安步当车,以日行三五里的速度诱敌深入,再反戈一击;袭击乌丸,曹操甘冒奇险,先故设迷障,再精兵突进,在谁也没有料到的时刻,谁也没有料到的地点,突然一彪军杀出。战吕布,曹操计谋百出,时而诈死诱吕布来袭,时而让妇女充任疑兵,时而又布置间谍以为内应,终使吕布计穷智竭,在白门楼束手就擒。它如逼公孙康斩二袁之头,“抹书间韩遂”,皆显出其灵活应变、计出当场的智慧。曹操对自己的沙场智慧显然自视甚高,偶或战败,他也会对部下及时总结败因,并慨然许诺:“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战马超之时,由于西凉兵凶悍无比,且擅长使长兵器,部下颇有难色。曹操傲然答道:“用兵在我不在敌,我可以让对方的长矛根本无用武之地。”为了完成四海一统的千秋伟业,曹操不得不经常处于四面树敌,八方开战的境地,为此,在他的军事实践中,镇抚与招安术的魔幻运用,又经常让后人大开眼界……
‘英雄割据今已矣,文彩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这是雄杰豪迈之处,换言之,这是曹操不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