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说《孟涂文集》
【原文】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 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译文】一个有见识的人，他做学问必然喜欢向别人提问请教。问和学，是相辅相成的，不学习钻研不可能发现疑难，不提问请教不能使知识广博。只是喜欢学习但不愿时时向别人请教，还算不上是真正爱学习的人。即使你道理懂得了，也许你还不能用于实践，即使你搞清楚了主要的东西，也许你还不了解它的细微末节，那么除了向别人请教，又从哪里去推断解决呢？
以下是译文，可以看看：）~~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为别人是错的，这是世俗的通常的毛病。
学习有不通达的地方，不理解而偏偏以为理解；所持的道理并不稳妥，只是妄自凭主观猜测。如果这样，那么终生就没有什么可以询问的事情了。
对于比自己贤能的人，妒忌他们而不愿意询问；对于不如自己的人，轻视他们而不屑于询问；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熟习他们而不乐意询问他们，如果这样，那天下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询问的人。别人不值得自己服气，事情没什么有疑问的，这不过是以己心为师，自以为是罢了。
自以为是，这不过是小的毛病。明知自己见识浅陋却严密的掩盖自己的过错，宁愿使自己的学识终生得不到进步，也不愿不耻下问。
这是居心不端正啊，这是大的毛病，而犯这类错误的常有十之八九。
以下是译文，可以看看：）~~
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为别人是错的，这是世俗的通常的毛病。学习有不通达的地方，不理解而偏偏以为理解；所持的道理并不稳妥，只是妄自凭主观猜测。如果这样，那么终生就没有什么可以询问的事情了。对于比自己贤能的人，妒忌他们而不愿意询问；对于不如自己的人，轻视他们而不屑于询问；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熟习他们而不乐意询问他们，如果这样，那天下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询问的人。别人不值得自己服气，事情没什么有疑问的，这不过是以己心为师，自以为是罢了。自以为是，这不过是小的毛病。明知自己见识浅陋却严密的掩盖自己的过错，宁愿使自己的学识终生得不到进步，也不愿不耻下问。这是居心不端正啊，这是大的毛病，而犯这类错误的常有十之八九。
《王义方传》的文言文译文： 王义方，是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县）的人，自幼丧父，家庭非常贫困，侍奉母亲非常恭谨。
他饱读诗书，性格正直特别。因参加明经考试，前往京城，在路上遇到一个因徒步赶路而疲惫的人，对王义方说：“我的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做官，得了病而且很严重，想要前往探视，因徒步赶路十分疲惫不能前往。”
王义方同情他，解下自己的马送给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姓名就离开了，因此美名振动当时。不肯走访请托权贵，魏征认为他与一般人不同，准备把夫人的侄女嫁给他，他婉言谢绝了。
不久魏征去世，王义方却主动迎娶了魏征夫人的侄女。别人问王义方这样做的原因，王义方说：“我先不这样做是不依附权贵，现在这样做是报答宰相的知遇之恩。”
王义方一直和刑部尚书张亮友好，张亮犯罪，王义方受牵连被贬到吉安县做县丞。吉安处在蛮夷之间，百姓强硬固执不驯服。
王义方招集地方首领，逐渐地挑选了一些学生门徒，为他们开设讲授经书，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传授清歌短笛合奏的技艺，他们都十分高兴。不久，王义方调任洹水县（今河北魏县）县丞，当时张亮的侄子叫张皎从崖州回来，投靠王义方。
张皎快死的时候，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希望把尸体运回家乡安葬，王义方答应了他。因为张皎妻子年轻，王义方让家奴背着灵柩，自己从马上下来，让张皎的妻子骑着，自己步行跟着。
在原武安葬完张皎，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回家，在张亮的坟前祭告才离去。 显庆元年，王义方升任侍御史。
当时中书侍郎李义府执掌朝政，有个妇女淳于氏姿色过人，因获罪被囚禁在大理寺，李义府很高兴，委托大理寺寺丞毕正义违法把她弄出监狱。高宗皇帝下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重新审理淳于氏这个案子，毕正义自缢身亡。
王义方认为李义府奸邪害政，将要弹劾上奏，拿这件事问自己的母亲。母亲说：“从前王陵的母亲用剑自杀成就儿子的大义，你能尽忠心成就美名，这是我的心愿，我即使死了也不遗憾！”。
字说此书为北宋王安石所撰，共二十卷（一说二十四卷）。
《宋史·王安石传》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擢进士上第。
拜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英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
后来新政既罢，此书遭禁而湮没，至今不传。 王安石认为汉字以音、形包含着万事万物之理，“其声之抑扬、开塞、会散、出入，其形之横纵、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新能也。”
他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写作《字说》的，因此其中有许多穿凿附会之处。虽然此书已经佚失，但它曾盛行于当世，具有不少人为之音注训释和引用。
所以从宋人的著述中还可以了解到它的概貌。如陆佃《埤雅》引用《字说》二十条、叶大庆《考古质疑》引用二十一条、杨时《字说辩》引用二十三条、朱翌《猜觉察杂记》引用二条、袁文《瓮牖闲详》引用4条、黄胡英《靖康缃素杂记》引用一条。
明代著述也有宋人书中转引《字说》文字的，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曾引用十条、赵南星《南星全集》、王世贞《苏长公外纪》也有所引用，可能原出宋人笔记，今已失考。 《字说》的许多解释，实属妄为比附，贻人笑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种宋人笔记里，窥其一斑：徐健《漫笑录》载：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以‘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鸬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载：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造侍见，因请其故。
公曰：“解‘飞’字未得。”妇曰：“鸟爪反面升也。”
公以为然。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二十载：王荆公晚喜《字说》。
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隅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
荆公随辄曰：“如时雨之化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也。
从以上的例子可知，王安石《字说》多违背古文字学“六书”的条例，仅从楷书的点画释字，故不能得其要领。宋代陆游曾评论道：“王氏见字多有义，遂一概以义取之，……是以每至穿凿附会。”
（《字说跋》）罗大经也曾记：“荆公解‘蔗’字不得其义。一日行圃，见畦丁莳蔗横瘗之，曰：‘他时节皆生。
’公悟曰：‘蔗，草之蔗生者也’。”（《鹤林王露》卷三）足以证明王安石于形声字不能辨别，而一概用会意来逞其臆说。
这种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说字方法，与拆字如出一辙。不过，王安石的变法既为时人所诟病，《字说》便常引为笑料，宋人笔记中溢恶之辞必多。
为了更客观地评价《字说》，我们将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埤雅》所录《字说》的部分条目移录于次，以供进一步研讨：麇：獐、麋也。………《字说》曰：“赤与白为章，獐见章而惑者也。
乐以和道而获焉。麇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缚者也；故又训‘缚’。
《诗》曰：‘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言昏礼不以死物，故其生挚用雁，而饰羔雁者以绩。今以死麇，更以白茅包之，则皆非其礼矣。
虽皆非礼，然犹愈于无礼，故序云：‘恶无礼也。’先曰‘死麇’，后曰‘死鹿’；先曰‘包’，后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恶无礼，其俗有隆而无杀。
獐性喜山，麇性喜泽，鹿性喜林。故林属于山为麓，其字从鹿；麓，鹿之所在故也。
鹿，林曾也；麇，泽兽也”。（卷三《释兽》） 獭：其字从“赖”，与“豺”从“才”同意。
……《字说》曰：“豺亦兽也，乃能获兽，能胜其类，又知以时祭，可谓‘才’矣。獭非能胜其类也，然亦知根本反始，非无赖者。”
（同上） 羊：《字说》曰：“羊大则充实而美。美成矣，则羊有死之道焉。
《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同上） 虺：虺一名蝮。
……《字说》曰：“蛇，螯人也，而亦逃人也，是为有‘它’。蝮，能之则复；其害人也，人亦复焉。”
（卷十《释虫》） 樱桃：《字说》云：“樱主实，么雅柔泽如‘婴’者；栲主材，成就坚久如‘考’者。”（卷十四《释木》） 苋：《字说》曰：“■除眩，苋除医；遂逐永，亦逐蛊。”
（卷十七《释草》） 《埤雅》所引，当是《字说》原文，而且每字释义首先完整，由此可见王安石字学的特征：不仅都是依括楷书形体释义，所说的也仍然多见乖违比缪。牵强附会者俯拾即是，则宋人所说的一些笑话，基本属实。
当然，《字说》也不是一无是处。叶大庆《考古质疑》指出：“近也王文公，其说经亦多解字，如曰‘人为之谓伪’，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讼者，言之于公’，与夫‘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而为盟’、‘二户相合而为门’，与‘邑交曰郊’、‘分贝为贫’……无所穿凿，至理自明，亦何议哉！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
说明《字说》并非皆无是取。 我们知道，汉字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的构造有一定的规则，如果仅仅片面地用会意的方法去解字，就会出现许多笑话。
正如宋人叶造指出的：“凡字不为无义，但古之制字，不专主义，或声或形，其类不一。”（《石林燕语》）王安石《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