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输出的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例如，中国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国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国市场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却以生产细纱为主，不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据统计，中国进口棉纱的数量，1909至1911年是1320197公担，而1919至1921年则减少为807249公担。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升至36.93元，1919年竟达70.65元。在高额利润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在大战前，纱厂的投资人主要是官僚、买办、地主；而“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商人为最多，特别是棉布、棉纱、棉花商人。1921年建立的上海振泰纱厂，各大股东都是洋布业中富有资产的商号；崇信纱厂是由崇德纱号主办的；永豫纱厂是棉花商主办的。商人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已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爱国的动机，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经济上的高额利润。投资目的的改变说明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这是“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1914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17年竟达到40%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1916至1922年间就开办了10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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