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著述很多，《传习录》是他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部书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书中阐述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心学观点，体现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思想宗旨，可以说是阳明学说的精华。
王阳明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心即理”原本就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王阳明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他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然不同。朱子认为《大学》的“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的“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就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他的主张是以“心即理”为基础，所以同时又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的做法。“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能算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时社会上、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纠正时弊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
总的来说，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就是本心的明白觉悟，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功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内心私欲的屏蔽。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具备较大的普遍性。
《传习录》中还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越经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至善之心自然作用的体现。这是告诉人们，不要去执著于具体的善行，而要认识自己的本心。
“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定，和宋代哲学家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
《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总结了王学之大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阳明学说作为中国儒学最后一个高峰和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越时空的。晚清许多志士仁人对王阳明礼赞有加：林则徐称赞王氏为“国家所祷祈以求”之才，魏源更直截了当地称颂王阳明是“百世之师”，左宗棠也称他是“卓然一代伟人”。在清末革命派中，宋教仁、陈天华等亦多“服膺”王氏之言，更有人将他抬到“亚圣”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仍有其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