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西班牙，问题在于如何在各个领地之间分配帝国的军事开支，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解决方案是修改宪制。帝国的每个省份——从秘鲁到佛兰德斯——都要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为国防做出贡献，组建一支在任何一个王国受到攻击时都可以用上的14万人的军队。这个责任不会再不成比例地由卡斯蒂利亚负担。相反，卡斯蒂利亚独有的对西班牙命运的使命感将属于所有人。正如他在1624年的《大备忘录》（Great Memorial）中所言，腓力不应该只是“葡萄牙、阿拉贡、巴伦西亚国王和巴塞罗那伯爵”，他将是“西班牙国王”。
萨丁尼亚和马略卡（Mallorca）不情愿地签字同意这一措施，同时还在协商当地贵族的军事和行政职位。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用一笔现金买断了自己的长期义务。加泰罗尼亚、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则支吾搪塞。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表兄莱加内斯（Leganés）侯爵迭戈·马克西亚（Diego Mexia）说服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每年多出50万埃斯库多，而且为佛兰德斯的军队提供1.2万人。
这是一项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在1629—1633年尼德兰攻势大挫他们士气的时候。佛兰德斯军二把手亨德里克·范·登·贝赫（Hendrik van den Bergh）是沉默者威廉的外甥，1633年，他利用西班牙横征暴敛引发的怨气率众叛逃到尼德兰，他说西班牙的税负和什一税有一拼。1633年大公夫人伊莎贝拉去世造成君位空缺，国会随之召开。后来推翻西班牙王国统治的联省暴乱在这时初露苗头，不过这一次西班牙还是用外交手段解决了问题。
丽池宫的墙壁上挂满了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所绘的赫拉克勒斯像。超人神力和绝对统治正好相称，正如亨利四世的神话制造者已经表明的那样。赫拉克勒斯的形象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美德与力量的结合、封神成圣、征服纠纷、控制激情、拥护改革。其中有的画借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描绘王国最近的胜利。其中五次胜利发生在1625年：布雷达向斯皮诺拉投降，西葡联合舰队将尼德兰赶出巴西的巴伊亚，英格兰远征军在加的斯蒙羞，尼德兰人被逐出波多黎各，解救热那亚共和国。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得意扬扬地写道：“上帝是西班牙人，近日正在为我国战斗。”
表现“胜利”的油画传递了多种信息。西班牙帝国的军事和行政经验举世无匹，军事实力比虚假的和平更能保护西班牙的声望。腓力四世在1629年6月写道：“为了实现良好的整体和平，我们必须先打一场漂亮而光荣的战争。”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是这些胜利的缔造者，这座房间歌颂他的治国才干，批驳他的批评者，让他紧紧掌握国王的宠幸。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为丽池宫所作的《布雷达的投降》（Surrender of Breda）描绘了斯皮诺拉将军接受后者的尤斯蒂努斯（Justin of Nassau）投降的场景。斯皮诺拉下马伸出手阻止后者下跪，宽宏大量之君不吝仁慈。西班牙不指望收复尼德兰，但是它想要一个体面的和平，而这正是法国要阻挠的。
因此，西班牙需要全方面表现出赫拉克勒斯的魄力。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以改革者的身份执掌大权，一扫莱尔马公爵的“宠臣”恶名。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总是把自己称为“大臣”（minister），他通过自己的宗族（parentela）控制事务，在宫廷和政府安排了一批极为忠诚的傀儡，用特别委员会（juntas）来架空西班牙王国已有的委员会机制。1621年，他建立了改革特别委员会（Junta deReformación），开始重建卡斯蒂利亚的社会和道德。特别委员会报告（1623年）包罗万象，表明“改革”已经被宣扬成解决西班牙衰落的万灵丹。
改革措施包括削减市政官员数量，关闭妓院，控制宫廷的铺张浪费。文法学校遭到裁撤——在年轻人的过度教育上花的钱太多了。审查制度得到加强，因为小说和戏剧腐蚀社会、抹黑体制。西班牙社会的再军事化是改革的主旋律，海军被抬到了与陆军平等的地位，因为奥利瓦里斯伯爵–公爵更加重视海军。《大备忘录》为不受控制的政府债务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后来，随着佛兰德斯战役和帝国的财政压力在17世纪20年代不断上升，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抛弃了结构性改革计划，转向速成性解决方案——破产（1627年），与葡萄牙犹太商业银行家重新协商信贷来源，在政府主导下将铜币贬值（1628年），不顾一切地寻找新财源以跟上总体战的需求增长的步伐。
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用“巨人之战”的说法来为这些做法辩护，他说在普世大业（causauniversal）面前，王朝、宗教和文化值得一切牺牲。他鼓励教会为即将到来的战斗祷告，为胜利歌唱《赞主曲》（Te Deum）献上感恩。舞台剧纪念丰功伟绩。奥列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宣传家被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他们以国家理性为依据抵挡潮水般上涨的批评，批评者称这个宠臣的政权和暴政没有什么两样。
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阻碍可以表示反对的机构正常发挥职能。议会的40名代表中有人得到了一定比例的减税以及丰厚的经费和报酬，这样的开支减少了国家本应得到的收入。没有社会团体可以逃过为战争捐款的要求，城镇官员被要求捐出自己的薪水作为强制贷款，王室成员同样要捐出自己的收入，西班牙教会被胁迫放弃自己的财政特权。
地租收入日益减少的大贵族早已依赖国王的年金，他们也被要求在战争中为国王出钱出力。这些大贵族势单力孤，除了捐钱之外别无选择。叛乱加剧了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偏执，他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武断。他开始向特权阶级提出更多的要求，把积极响应当作忠诚的证明。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写了一篇备忘录回顾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失势，为将来的国务操作提供建议。他承认伯爵–公爵的意图可能值得赞许，不过“由于他无穷无尽的索求和临时财政政策，我们只能说他的政权变成了暴政”。
1636年，腓力四世承认西班牙面临“一场任何人从未见过的恢宏而狂暴的大战……我们的敌人想要摧垮我的整个王国”。战火延烧至佛兰德斯和北德意志、西北大西洋海域、巴西、加勒比、东印度、北意大利与瓦尔泰利纳、西南德意志、阿尔萨斯、洛林、鲁西永和西比利牛斯。西班牙帝国没有一处不被战争波及。整个十年间，西班牙一边在佛兰德斯维持大军，一边在大西洋建造海军。17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拥有150艘前线战船和数支敦刻尔克私掠船队。
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定期向皇帝输送补助金，他唆使法国国王的弟弟加斯东·德·奥尔良和法国宫廷里其他心有不满的人与西班牙联手。尽管曼托瓦之战输了，但是西班牙依然拥有米兰，仍能干涉北意大利政治。
1632年8月22日马斯特里赫特陷落是西班牙霸权坍塌的第一个标志。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North-Rhine-Westphalia）和佛兰德斯两地西班牙驻军的供给线因此被切断。在大将（登·贝赫）叛逃的情况下，布鲁塞尔政府向尼德兰发出求和讯号，然而黎塞留破坏了和谈并且入侵洛林公国。
西班牙加大了对皇帝的补助金（每年100万弗罗林），1633年向佛兰德斯派出费里亚公爵（米兰的指挥官）和腓力四世的弟弟、大公夫人伊莎贝拉的指定继承人枢机主教王子堂费尔南多（Cardinal Infante DonFernando）率领的2.4万人的援军。这支军队在莱茵河上游惨败，不过1634年西班牙又组织了另一支援军（1.2万人），这是战争结束之前西班牙最后一支穿过瓦尔泰利纳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