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在中国90年代的兴起和传播、发展，从其肇始之初起，便是沿着由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到生存状态化的行为这样一条脉络发展着。陈劭雄、孙平、兰州艺术军团的行为活动是作为艺术家主体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态度观念的客体化、客观化或者说对象化而出现的。它的产生，是艺术家对静态的有限平面语言和物体语言的传达力突破之后的第一步，它被艺术家放大为动态的多方位的社会、自然因素，包括人及其它设施、物体和种种社会关系等无形有形的东西。这在1993年至1994年的行为艺术发展实践中最具有说服力。
“乡村计划．1993”
“乡村计划．1993”和“新历史．1993大消费”这两次艺术行为活动便是这期间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实践。自1992年10月份以来，山西的宋永平、王亚中、刘淳、王春声等人，有感于90年代初文化界过分自我关心的都市病和过于迷恋洋人的游戏规则的倾向，决定从更本质的意义上寻找艺术复兴的起点，从内心萌发了回归生命本土、回归艺术本体的强烈愿望。于是他们拟定计划、自筹资金，告别了光色迷离的城市，于1993年春来到山西偏僻艰苦的吕梁地区柳林县西局岔村，把画布支在老乡家的炕头上进行直接创作，以激发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他们在乡间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下乡写生，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直接再现农村生活情景，却是当代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心态的反映，所以乡间的生活恰恰成了他们恢复自觉、自然的感受和心态的一剂良药，成了他们找到精神支撑点的丰腴土壤。他们印制了一本有大量纪实照片的报告文学及活动文献集，制作一部纪实专题片，并带着他们在乡间创作的美术作品，于当年8月20～26日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国日报画廊同时举办他们的展览“乡村计划．1993”展。不难看出，事件行为的主体结构是艺术家对商业文化抵触所采取的一系列计划的延伸、演化和变异活动，因而是对象化的行为。
消毒
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中国当下艺术状况开始具有了后意识形态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艺术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及所承担的文化责任，正发生着明显的位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大约也是在1992年的5月，“新历史小组”在武汉正式组建，成员有任戬、余虹、张三夕、周细平、王玉北、叶双贵、祝锡琨等人。10月份，在广州90年代艺术双年展展厅内，“新历史小组”的成员以清理工的身份，用“来苏儿”喷洒地面、搓擦作品，使展厅空间内弥漫着病院气味。在此前后，他们散发了《消毒》文件。与其说这次“消毒”行为是针对市场操作艺术的嘲弄，不如认为它是“新历史小组”消解艺术界的前意识形态后遗症，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诞生清理场地，因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主张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流程相结合，它所反对的是将艺术视为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或批判这样的镜子式反映论模式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后殖民文化心态。
新历史
在完成了“消毒”行为后，“新历史小组”便进行第二步对后意识形态艺术的实验，试图建构新人文艺术，而“新历史．1993大消费”乃是对这项实验的具体实施。他们认定90年代的中国社会步入了大消费的时代，艺术要在这个时代取得一席之地，就得提倡艺术走入生活，艺术产品化，人人消费艺术，艺术消费人人。这种视艺术作品为产品的观念，势必使艺术创造的全过程与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相适应，即与流通过程相适应，作品作为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生成、转化和消解，也就是说，艺术家－作品－欣赏者与生产者－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关系是重叠和相互交叉的。艺术家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家，因为他在流通过程中要扮演多种角色；作品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它变成可批量生产的；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使用者。由此，产品艺术彻底解构了审美无功利性，不再为艺术而艺术，真正回到了物自身，从而使艺术回归到生活之中，进入百姓市井之中。他们“上工下厂”，将各自的艺术观念由平面转换为立体的工业化产品。任戬制作出大量“集邮牛仔服”、“集邮大花布面料”产品；周细平制作出12幅著名企业家肖像广告《大肖像系列》；梁小川制作出陶艺式的炮弹；叶双贵的“大陶艺系列”以世界名瓷造型为外观样式，以当代卡通符号为基本图案，将立体的陶器实物转化成平面的大型剪纸、活卡通贺卡等。这些作品（产品）经半年周旋，定于1993年4月28日在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快餐厅举办展示，后于27日晚被封闭禁展。据任戬事后在一份年表中说：“在展示会的前后15天中，遭遇了政治、人际、事务、艺术各方面的问题，很累，很疲劳，是艺术生涯中创造力被截断的最痛苦的一次体验。”6～9月，“任戬集邮牛仔服”的展示销售活动在武汉各大商场、展贸会上频频实现，武汉当地大街上常能看到身穿此类服装的行人。从北京与武汉两地对待艺术家群体下放艺术到生活中的行为的迥然不同的态度，不难看出，艺术思想和观念一旦脱离开传统习俗认可的平面架上形式而进入日常社会生活流程中时，往往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境地：要么艺术家完全放弃自己的艺术观念，应社会市场和权力意志的实际需要而为，要么艺术家选择小范围内同好知音们的观摩、交流，但又无法实现其与社会大众的沟通。可见，如果选择社会生活的流程为艺术作品产品化、对象化的渠道，那么艺术家支配、把握其作品产品化程度的活动行为，必然受到来自社会规范和法律效力的限制。如何协调好各种社会规范和法律效力以及公众的接受力，利用它们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行为提升它们，是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深刻思考和准备的，这决定着行为艺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很难采取大规模的外在化的形式进行。
行为艺术'93”
因为有如此多的障碍与困难，“郑连杰司马台长城行为艺术'93”只好安排在距京城百公里之外的京冀交界的长城司马台地区举办。郑连杰在包括著名摄影家、作家、诗人、记者、艺术爱好者、大学生和国际友人及司马台一带乡民们的共同参与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巅长城残垣断壁上，创作完成“大爆炸”、“黑色可乐”、“门神”、“迷失的记忆”4个主题的行为装置作品。其中“大爆炸”是他在50多人次乡民的协作下，历时5天，用300余米长的红布，捆扎住散落在长城脚下的数万块残损长城砖，并铺满前后3个烽火台和长约200余米的长城城墙通道上，其历时时间之长，动用人员次数之多，劳动量之大，活动条件之艰苦等等，堪称当代之执牛耳者。郑连杰认为“行为艺术能较直接地对时代和人的心灵产生影响，因为它选择人的身体语言和特定的媒介来传达，具有强烈的视觉效应。我选择长城为行为艺术的场所和媒介，不仅是它的象征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博大开阔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我感到传统与未来的延续，在都市化过程里所缺乏的‘气场’，这对于心灵的自由和解脱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捆扎丢失了的灵魂》（高岭、郑连杰对话录），载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5年4月号）郑连杰在这么大规模的艺术活动中，始终驾驭并保持作品整体的意义指向——反映当代人的迷乱心态，寻找丢失麻木了的精神魂灵——而又不失视觉语言的丰富多彩和视觉冲击力（他在“黑色可乐”中赤裸全身，攀援于梯架之上，作从满地可乐纸杯的商业消费世界中挣脱向上的行为表演；在“迷失的记忆”中黑布缠身与头部，只露双唇蠕动喘息的表演，都是对整个司马台行为活动的强化和点睛之作）。
'93招贴行为”
在1993～1994年期间，还涌现了许多与上述几项艺术行为类似的观念对象化为外在客观社会活动的行为，如汪建伟、宋冬、黄岩、耿建翌、倪卫华等人的行为作品。汪建伟在1993年10月到老家四川成都郊外温江县涌泉乡一组，与农民王云签订种植小麦一亩的合同，相约共同种一季小麦，观察与记录种植动态综合系统，以印证他关于世上一切信息（包括有形的自然物理实存与非自然的无形精神意识）都是处在输出输入的循环之中的观念，该种植活动行为也是由此被命名为“种植-循环”的。据说，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该亩地产量有700斤。1993年10月，耿建翌在杭州莫干山中学请20位有兴趣的观众在教室里填写《婚姻法》知识表格，无一人填完所有内容，多数人认为这次活动更像一次考试，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婚姻、家庭等问题的争论。倪卫华在上海于1993年实施“连续扩散事态系列之二——'93招贴行为”的活动。他以当今最流行的街头招贴为样板，使具有正常语法和语意的文字以出错了的逻辑顺序自动排列。这些“错位招贴”到处张贴并被跟踪、录像，记录行人对它们的反应。长春的黄岩于1993年5月25日开始，计划用十年时间拓印拆建的各式各时期建筑物的局部，他把这个长时期的行为命名为“收藏系列．拆迁建筑”。1994年4月6日，中央美院画廊里，宋冬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活动“又一堂课，你愿意跟我玩吗？”整个展厅被布置成一个课堂，地上四壁上满是各种中学试卷，并有喻意知识流、信息水的水池、洗槽、水龙头和印字纸条等等，艺术家本人指挥着一群中学生在煞有介事地读“无字书”，其对现行教学方式的讽喻是十分明显的。
邸乃壮的“走红”活动
一个富有争议的例子是邸乃壮的“走红”活动。从1992年开始，邸乃壮创作的撑开万把红伞行为活动，持续三四年时间，流动出现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公共场所，有500余万人进入了红伞活动现场，有关新闻报导更是连续不断，达数百条之多，传播面已超过了4亿人。艺术界学术界多数人认为“走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社会性行为艺术，它正卓有成效地改变着中国现代艺术无法进入社会的局面，是前卫艺术影响社会的成功个案。也有不少人认为红伞是对克里斯托的黄伞地景行为的挪用，作品缺乏文化观念的批判创造。对此，邸乃壮认为社会是由若干程序构成的，是这些程序在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如果艺术创造不仅仅是用于视觉语言的表达，而且还能用在社会程序的设计上，那么，用经艺术家之手创造的一个与现实社会结构全对称的、与其“制式”相同的一组程序作品输入于社会，与社会大程序交融，社会慢慢便会出现一个你所期待的“画面”。为此，他提出“视觉后”这个概念，试图把视觉图像从孤立的欣赏状态下放到综合程序中的某一位置上，循有形之美，造无形之大美。由“走红”所引起的争论，触及到的正是对象化的行为在中国的现实遭遇和对策的问题，并分野出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这将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