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表示一个艹加一个割
2*表示一个羽下边一个于
3*表示*
4*表示氵加一个开
5*表示一个医加投去掉提手万份盟誓禁不住人间背弃，毛笔艺却得与玉石同在
载书，又称“盟书”，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和卿大夫之间订立的盟约和誓词。春秋战国时代，最高统治者周天子丧失了政治权威，诸侯国间争霸称雄，兼并征伐，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诸侯国内公室衰微，政出家门，卿大夫间僭越争权，叛附倏忽，结盟宣誓活动就成了拉帮结派、调节和扩张政治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仅据《左传》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254年间诸侯国之间盟誓近200次，盟誓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凡参盟者都得宣誓信守盟约，如有违犯，甘受天神惩罚。在当时，人格信誉丧失殆尽，世上充满了恃强凌弱、尔虞我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又没有国际公法和国际法庭加以制约和制裁，只好借助神的力量加以约束。盟书就是与盟者誓辞的记录，充满了“神灵将英明严厉地注视着背盟者，将灭绝那人族氏”之类的警告。《周礼·秋官·司盟》郑玄注云：“载盟辞，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后来盟书的出土，证实了郑玄注的正确。
载书有过两次大规模出土。一为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约5000余件，有600余件字迹清晰可辨；另一为河南温县韩氏墓坑，仅一号坑就多达4588件。两次出土载书大约均书写于春秋晚期(郭沫若认为侯马出土的约写于战国中期公元前386年左右)。载书质料分玉、石两种，石质数量最多；形体规整，以圭形为主，玉质的除圭形的，还有璜形的；每片载书面积不等，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玉质的面积都较小，最小的长15厘米，宽2
厘米。载书字数多寡不一，少者10余字，多的220字；内容包括“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等类。
载书是官方文书，多由祝、史等文吏书写。载书文字形态多变，一字多形，随意增减笔画或偏旁，并有大量简化字和合写字。《侯马载书》中一个“嘉”字就有上百种写法，“敢”字写法有90余种。仅晋国一家即如此，六国文字之乱可以想见。但乱也有乱的好处，在审美构成上显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
载书在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是，全部盟誓文辞用毛笔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或墨色；字体是所谓蝌蚪文，亦即王国维所说“东方古文”。毛笔书写在甲骨文中已见端倪，后来的青铜铭文也多为毛笔写好制范铸造或契刻的。但契刻和铸造的再加工使毛笔笔意受到了影响，载书则保留了先秦书法完整的笔意。宗白华曾说及汉字书法两大成因，其二就是运用毛笔书写。载书均为小字，笔法特点是起笔重，形成“蚕头”或“钉头”，行笔快速、短促，线条富于弹性，横画略有下拱弧度，不求平直，结笔由笔锋疾速抽起或弹出，有些字出现了按顿，竖笔也多带弧意，不求垂直；笔画之间应带、揖让关系明显，具有笔断气边的意趣；字形趋于方正而内部开展，结构上保持了圆转的趣味。当时的毛笔工艺粗糙，储墨不多，因而笔画多的字就出现了粗细不匀、先润后枯等现象。然而也恰恰是这点启发了对枯润墨韵、笔画节奏的自觉追求。特别是载书不求其工的书写随意性以及追求简约而产生的隶化和章意，成了今体书法审美特征的早期胚胎。
盟誓活动具有宗教性的神圣和严肃，盟辞是具有高度约束力的一种契约，但它并未采取青铜铸刻铭文的形式，而是采取在圭形玉石上进行毛笔书写的形式，这大约是由于当时盟誓活动太过频繁，载书记录太多太滥的缘故。当时的铜源毕竟太少，而铜器的铸造及铭文的铸刻工艺也太复杂，远远不能适应载书的需要。《侯马载书~5000余片，书写时间仅1年左右，内容是赵国平定一次内乱之后宗主与家族成员及家臣订立的盟约，要求后者发誓效忠宗主，对付共同敌人。时间如此紧迫，书写任务又如此面广量大，用青铜来铸刻实有很大困难。于是最普遍存在的石玉片成了最佳代用品。由此可以推测，采用契刻的方法来记录盟辞也不能适应当时需要，于是直接书写这种方法被采用了。载书的书写风格有谨严、纤细、洒脱等的区别，但迅速行笔、快捷成篇却是其共同特征。为达到行笔快捷，笔画简约，流畅的笔势及自然连带都出现了，通向未来的隶化、草意等审美因素也出现了。可以说，实用的需求造就了载书体的玉石书法，审美基因也适应着书写目的的变化而发生变迁。2孤峰独秀，《石鼓文》立“书家第一法则”玉石书法除了毛笔书写的载书，还有契刻文字一类。先秦刻石文字是很稀少的，除上述妇好墓出土的少数字器物铭文外，长时期断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