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维特根斯坦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二十世纪下半期，哲学论著几乎言必称维特根斯坦。但维特根斯坦并不好读，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都不好读，只是不好读的缘故不一样。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不好读，一个原因在于它是用格言体写的，而且很多概念他都有特别的用法，有他自己特别的、“严格的”定义。晚期著作《哲学研究》也不好读，虽然那是用最平实的文字和句法写的，字面相当好读，但麻烦是，读者会觉得他东讲讲西讲讲，始终弄不清楚他真正的路向在哪儿。我听到很多人说读不大懂《哲学研究》，包括非常有理解力的人，他们感觉到某种东西，但抓不住要点。《哲学研究》不好读，要和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基本理解连在一起来考虑，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和我们通常对哲学的理解非常不一样。例如，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要提供理论。西方整个儿的哲学传统都是重理论的。例如语言哲学家提供了各种意义理论，意义的指称论、意义的观念论、意义的可证实论等等，维特根斯坦研究语言哲学，但他不承认自己提出了什么理论。哲学不是理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不只是一种提法，他通过自己从事哲学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仅此一点就让我们觉得他的写法和主旨难以把握。
我下面的介绍，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为准。这个介绍借用了哈克〔P.M.S.Hacker｝的很多表述。
哲学之为概念考察
如果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有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标准的定义是“哲学是概念考察”。但什么叫“概念考察”呢?我们平常用的很多词，比如跑、跳、正义、人权、漂亮、美、合理，这些词我们都把它们叫做概念。我们说话、讨论问题要使用概念且离不开概念。我们平常用概念说事情，却不考察这些概念。从三、四岁起，我们就会说跑、走、跳，我们说了一辈了，也从未用错过一次。但是如果现在你成为字典编撰者，或者从事什么语言学工作，让你来定义走、跑、跳，我相信你绝不是不假思索就能对这些语词加以定义的。也就是说，使用概念来说话和对概念本身进行考察、界定不是一回事。我也可以说是两个层次上的事。粗浅说，我们平常说话是一阶的，是用概念说事情，哲学是二阶的，哲学是对概念有所说。
现在我们回过头用概念考察这种提法来看看历史上的哲学。哲学一般认为是从柏拉图开始或者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反正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不大分得清哪些是柏拉图的，哪些是苏格拉底的。当然我们也说到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但是哲学作为一门系统的追问应该说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我们回想一下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对话，在那里，所谓哲学思考是什么样子的?柏拉图发问的形式是: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善?可以说每篇对话大致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柏拉图是在进行概念考察。我们平时用美、正义、知道不知道、合理不合理这些词来说话，但我们不对这些概念本身进行考察。在柏拉图对话中，往往是先有人用这个词说了话，然后苏格拉底就想方设法，兜着圈子就把问题引到概念考察上来，逼迫对方回答，你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应当怎么界定?这样，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把我们通常一阶上的交谈引到了二阶上的对概念的考察。
哲学是二阶思考，这种提法大家都不陌生。实际上，哲学家因此觉得他们应该用某种元语言来思考、写作。比如说太极、无极，比如说知、情、意，哲学家说到“知”的时候，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知道、了解、懂得、理解、明白等等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它们之间有相近、相邻或者有共同之处。我们在实际说话的时候，如果不是在写哲学，什么时候用“知道”什么时候用“理解”，多半要分清楚，否则语文老师就要说你不懂汉语了，但是在做哲学时，我们就倾向于用一个词把所有这些词都概括在内，甚至认为这个哲学上的“知”是所有这些概念的共同点的抽象。维特根斯坦把这样加工过的概念称作超级概念。几千年来，人们要进行哲学思考，就要建构超级概念，用超级概念来从事哲学，无论是好是坏，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建构哲学理论的一种手段，也是建构哲学理论的一种标志。维特根斯坦拒绝用建构理论的方式来从事哲学，这种拒绝突出体现在他不用元语言来做哲学，不用超级概念来进行哲学探索。他说，其实，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
维特根斯坦根本不承认有所谓超级概念。按照这种想法，如果我的书里有一章叫知识，其中讨论了知道、理解、了解等等，那么，知识只是个总题，这个题目的意思是知识、知道、理解等等，是“知识及其他”，而不意味着知道、理解等等都是知识的子概念。
用一阶的方式来做二阶的事情，就是用谈论事情的方式来做哲学，这是否可能呢? 维特根斯坦回答说:“正字法”不仅可以用来正其他的字，也可以用来正“正字法”本身。我这样说有点儿空洞，你们要去多读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会多些体会。
锅里的水在沸腾，蒸汽就从锅里冒出来；蒸汽的图画也是从锅子的图画里冒出来的。但若有人要说画的锅里一定也有什么在沸腾，又如何是好?我们说，这只狗害怕它的主人要打它；但不说:它割怕它的主人明天要打它。为什么不这样说?这些是维特根斯坦的经典方式，叙述一件事，给出一个画面，引用一句平常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哲学问题”。这就讲到了哲学之为概念考察的另一个界定。概念考察是考察我们已经使用的那些概念，或者用哲学圈子的说法，考虑日常语言使用的概念，考察自然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去考察这些概念，是因为关于应当怎么描述这些概念发生了分歧，产生了争论。（有时甚至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概念发生了分歧。）我们在这里出现混淆、发生争论，所以我们努力澄清它。比如说就人权问题发生了争论，一方说权利是这样那样，另一方说权利是那样这样，所以我们要澄清权利这个概念。如果你自己制造出一个概念，我们不使用它，因此对它不发生什么困惑，因此也就用不着去澄清它。
我说这个，背景是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之间的争论。在这里只提一下，无法展开。只是做这么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我们考虑的是自然概念，而不是考察那些自己制造出来的概念。而且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哲学家不可制造概念。这个也和很多哲学家的看法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哲学家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制造一些新的概念。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事情老是讲不清楚，讲不清楚是因为我们的概念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就发明一套更好的概念来描述这些事情，来讲这些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讲清楚。关于这条思路有很多可说的，但我这里只说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他认为，描述世界不是哲学家的任务，哲学家的任务是检验我们描述世界的手段或者概念，科学家可以制造新概念，哲学家不可制造新概念。
概念考察与科学理论
哲学是概念考察，这个说法的正面内容我做了一点儿介绍。但这话还有很强的针对性。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法?这样的提问，维特根斯坦视作追问概念。可是人们通常把这些问题视作对本质的追问，在追问正义的本质，追问法的本质。这些追问似乎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现象是纷繁杂多的，背后有一种稳定的、唯一的本质、机制、原理，哲学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种东西。牛顿力学寻找力的本质，物理世界的本质，孟德斯鸠寻找法的本质，乔姆斯基寻找语言的本质。什么东西的本质？法的本质？孟德斯鸠追问的是“法”的本质还是loi的本质?随便哪个比较法学家都会告诉我们法和loi的意思并不一样，那么，你追问的是法的本质还是loi的本质?也许本质恰恰是法和loi两个概念中互相重叠的内容?但我们也许应当把law也考虑进来，说本质是法和loi和law这三个概念之**同的东西。诸位也许已经觉得不妙，因为还有第四种、第五种语言。你也许会说，干吗把语言扯进来?我们说的不是法的本质，不是loi的本质，而是那个客观的东西的本质。
正是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和传统对哲学的理解发生了分歧。我们刚才谈到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柏拉图试图通过对我们的概念的考察达到事物的本质，正义的本质、美的本质。人们以为自己在揭示正义的本质、世界的本质，是在探索某种和我们的表达方式无关的客观的东西。但维特根斯坦认为，并没有脱离了表达方式的本质。人们把这种基本态度称作“反本质主义”。也许更好的说法是，维特根斯坦反对关于本质的某种理解。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说，“本质表达在语法中”。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因此奥古斯丁也在思索关于事件的持续，关于事件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各式各样的陈述。(这些当然不是关于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哲学命题。)因此，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
你也许会说，“本质表达在语法中”这一看法对法这样的概念是说得通的，但对力、空间、衍射这些科学概念是说不通的，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人们把本质理解为某种隐藏在现象后面的、现成不变的东西，一旦找到本质，我们就得到了一劳永逸、独立于任何未来经验的答案。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不是在寻找深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或机制，这是科学要做的事情，却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哲学不是从现象进步到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是从现象退回到关于现象的陈述，退回到我们的概念方式。这一思路，后来蒯因称之为“语义上行”。哲学不探求物理学意义上的事物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耽留在现象上。所以，有人把维特根斯坦视作现象学家。
哲学是概念考察，概念考察的目标不是提供新知识，而是澄清意义。我们现在的知识观是由科学主导的。在此，科学我是在狭义上说的，物理学、一些所谓社会科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定义着知识。希腊词episteme我们有时将之翻译成知识，有时候翻译成科学，几乎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在科学工作中，我们设计好多实验，进行很多观察，发现新的事实，一旦发现这些新的事实，我们就会承认或强调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些事实的存在。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些事实，然后基于对这些新的事实提出一些假说或者说建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是否是真的呢?我们再通过设计新的实验，发现新的事实去加以验证。人们把这些工作称为经验工作，把科学称作经验科学，这个称呼未见得特别妥当，我只将就着用。
比如说就人权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个争执有一部分可能在事实方面，比如说，中国的人权记录有哪些内容，是否可靠，这个你要去做调查研究，你要去查档案，但这显然不是哲学家的工作。但这个争论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人权这个概念的争论，来自于我们对这个概念的似乎有所不同的理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澄清它，连带要澄清权利、幸福等等概念。这是哲学工作。再比如说，我们人人都会使用“为什么”这个短语。但有时我会说，这事儿没什么为什么。你说，怎么没有，凡事都有个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为什么本身了，例如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凡事都能问个为什么。这你就不一定能讲清楚。我来上课，大家都坐在这儿，有一个同学过了半个小时才进来，我问，你为什么迟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听懂。但若我一进教室，大家都按时来了，我问好好坐在那里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迟到?这个问题你们就听不懂了。你们答不出来，不是因为你们不够聪明，是我有点儿蠢，问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弄得你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毛选里有句话，说是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事情上你无法问为什么。但哪些事情能问，哪些事情不能问为什么呢?考虑这样的问题，就属于探讨“为什么”这个概念的结构。
再比如说，什么是感觉?如果你设想它是一个科学问题，那就去设计一些实验，用仪器去记录很多实验结果，就是说，发现一些新的事实，然后提出关于感觉活动的理论，再加以验证。但是我们平常比如在茶馆里争论什么是感觉，我们似乎并不是依靠发现新的事实。我们在茶馆里也无法发现新事实。我们依靠什么事实来讨论呢?依靠我们向来就已经知道的关于感觉的事实。我们向来知道很多这些事实，因为我们知道怎样使用感觉这个词，而且通常正确地使用着这个词。如果你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知道感觉是什么，你怎么能正确使用这个词呢?
在一阶的层面上，我们都知道这些语词或概念是怎么使用的，而且几乎没用错过。那么，当我们关于这些概念发生争论时候，我们是在争论什么?我们是在争论我们应当怎么描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我们平常是know how，知道怎样使用，but we do not know that，不知道怎样说出我们在使用中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概念考察和一阶使用不同的地方。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作为概念考察，它只追问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世人忙于贪新求知，哲学家不是这样，他逗留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中。庄子说:“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老子甚至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已知的事情里求道理，这是概念考察的又一个特点。就人们经常对经验这个词的误用而言，哲学是非经验的，简单说，它不依赖于发现更多的经验事实。在这里拿维特根斯坦和康德来对照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康德要为知识划定界限，对照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事业就是要为意义划定界限：哪些言说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不可言说的。
这里还可以谈谈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现象上的区别。科学从原则上讲是一个集体的工作，你打开任何一部科学史，我指的是真正从近代科学开始，从哥白尼、伽利略开始的科学史，比如说天文学史，你就会发现在其中出现无数多的名字，其中有些很有名，有些不是专门研究这门科学历史的史家就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他所做的那个试验，他所发现的一项定律，却是我们现代天文学不可忽略、不可或缺的。科学构成了一种明显的积累和进步。但是哲学看起来却像是一些伟大人物之间的一场混战。当然可能有一个大哲学家，下面有一些弟子形成一个学派。但是大凡在这些弟子之中，又有一个成为大哲学家的，比如说，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成为大哲学家，把他叫做胡塞尔的弟子就像是一个太过拘泥的说法了。他们的哲学体系非常不同。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提供一个哲学体系，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提供这个体系，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大哲学家。你说康德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尼采的哲学体系，相对而言，我们只有一个物理学体系。这还表现为另一种现象。哲学概念，似乎人言人殊，说到形而上学，我们常常会说，在康德的意义上，在黑格尔那里，在马克思看来，在石里克的意义上。科学术语很少有这么说的。科学在积累、在进步，这个积累和进步依赖于许多非常确定的知识。一个定律被发现之后，虽然它的意义甚至它的表述形式有时候也发生一些改变，但是从原则上说，也就是从积累的意义上来讲，它就成了科学中确定的东西。
哲学似乎永远在争论不休，这是实际情况。这被人们作为哲学不是一样好东西的一个证据。我们暂时不管好坏，只是想说明，哲学工作和科学工作很不一样，不管你最后对哲学持什么态度，但是如果你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理解哲学和要求哲学，你恐怕可能从一开始便是在要求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
再谈概念考察
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提供解释世界的理论，这就把我们引到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另外一个基本的提法。他认为哲学的功能，简单说，是治疗。这个提法也和大多数人对哲学的想象不大一样，大多数**概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建构，而不是治疗。我也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治疗这个提法。
首先，我们有病才需要治疗。但为什么我们在进行概念思考的时候容易出毛病呢?上面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要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作一番考察，然而，我们平常更多是用概念说话而不是考察概念，可以说，我们没受到过概念考察的训练。于是，我们在作概念考察的时候就常常出错。概念考察不是我们的所长。我们两岁就开始问为什么，什么都问，天为什么是蓝的，爸爸为什么要抽烟，爸爸为什么不是妈妈，也许深刻得不得了，也许是瞎问。从三、四岁以后，哪些事问为什么，哪些事不会问为什么，我们就清楚了。但我们说了，要说清为什么在这些事上问为什么有意义，在那些事上问为什么没意义，却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几乎从来不在一阶上用错概念，除非你小学语文课学得太差。其实，甚至不上一天学，很多人说话也说得很好。我愿说，说话对我们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概念考察却不是我们天生就会做的，是需要我们专门花心思琢磨才会做的事情。因此，在二阶的思考上，我们容易出错。
可能有同学反驳说，我们在一阶上也会产生疑惑，发生分歧，某种情形应该叫作经验还是叫作体验，某种政策应该说成是正义还是公平，我们可能发生分歧。这我完全承认。不过，像经验、体验、感觉、正义、权利这样的语词，天然就像是二阶词汇，我平常把它们叫作论理词汇，它们本来就带有强烈的理论意味。我等一下会讲到，哲学工作主要是考察这类概念。在这里，关于概念使用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如何描述概念的争论。我下面说到误用概念，通常就是指这类概念的误用。我们使用这些词汇，很容易引起分歧，而这些分歧把我们带向对概念本身的争论。我们经常争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在讨论美国人更幸福还是中国人更幸福，现代人更幸福还是古代人更幸福，但这类讨论几乎不可能是单纯事实的争论，几乎总是包含着概念层面上的考察。
顺便我说明一下，一个哲学问题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有些哲学家关心它。甚至我说到哲学家，也并不是指在学院里教哲学课的人，而是指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哲学家，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部分，是我们进行概念思考的那部分。我们平常用概念说话，而不是去说概念，但是，说着说着，就可能碰上概念问题。我一开始说张三最近很幸福，他刚刚提了职称、刚刚挣了大钱、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但是你就说了，张三并不幸福。你我争论起来，这个争论有可能涉及的是事实的问题，比如说，你了解一些关于张三的事实而我不知道这些事实，我只知道他挣了大钱成天志得意满的样子，而你知道他其实正被警方调查，私下里胆战心惊唉声叹气。知道更多的事实，知道别人的好多私事，这个不是哲学家的特长。但有时候我们在事实方面了解得一样多，我们对张三是这么个样子并无争论，我们争论的是这个样子算不算幸福。要说这里的确有个争论，那么这个争论的结论就依赖于你我来澄清幸福这个概念，澄清：什么是幸福?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柏拉图的那些对话所讨论的层面。幸福和快乐是不是一回事?金钱本身是否能让人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觉还是要有社会公认?等等。你听农民讲话，听民工讲话，都常常“上升”到概念思考的层面上。这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常经验到的。总之，关于概念的争论并不只发生在哲学教授身上。其实，现在好像很少听到哲学教授谈论概念问题，多半都在谈论买房了、提职称之类很一阶的事情。
从哲学理论到科学理论
你说某人幸福，某人不幸，这时候你没有建构理论，但是当你在回答什么是幸福的时候，你差不多已经进入了理论建构的预备阶段，似乎继续追问下去就不得不建构一种伦理学。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用一篇对话来讨论什么是正义?从此产生了政治学。我们用一篇对话追问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物质的运动，物理学就产生了。人们想要理解这个宇宙，他们认为理解这个宇宙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建构关于宇宙的理论。我们要理解国家，理解人生，理解大自然，我们就要建构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通过理论，我们就会对这些东西有透彻的理解。正是在这个地方，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跟传统哲学观分歧最大的地方。若说传统上我们相信哲学是进行一种理论建构，那么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哲学是进行一种理论解构。维特根斯坦本人好像不用解构这个词，我们就说消解。
我们怎么建构理论?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前，建构理论的方法就是通过考察基本概念。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善，和善连在一起的有正义、幸福、性情，然后有幸运、性格、目的、手段、意义、死亡，等等。你要想建构关于物理的理论，那么你就要对运动、变化、静止、动力、时间、空间这些最基本概念进行系统的追问和系统的研究。这些基本概念里似乎隐藏着世界结构的线索。当然，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我们平常所使用的概念不大准确，那么我们就调整、改造这些概念。空气的气，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哲学家把它变成一个超级概念，用来指某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武器的器，哲学家也赋予它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哲学家用理、气、器这些概念建构一个关于宇宙人生的大理论。古代的理论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古代理论家发明新概念的情况并不多，多半是通过对平常概念赋予某种新意义来建构理论的。但是这种情况到十六、七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转变。十六、七世纪的思想家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些人，造就了一种新的理论方式，近代科学的理论方式。这里不可能描述新理论的结构方式，但有一点很明显，新物理学的矛头指向亚里士多德或亚里士多德主义。
新型思想家们发现，我们反复追问概念的深层内容，看似不断提出了新见解、新说法，其实只是在我们早已理解了的东西里面打转，并没有产生新知识。要推进知识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打破传统概念的束缚，大胆采用新概念。举一个最通俗的例了，即关于运动和静止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运动，什么是静止，但是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改变了我们这些概念，新物理学宣称，我们平常看到的静止的事物，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直线匀速运动之中，这个我们在初中物理学都学过了。新物理学改变了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概念，改变了我们描述世界的方式。
我们现在大概都承认，近代物理学是对的，它对世界的描述是正确的、科学的，是真正的科学知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无效的、应当被抛弃的。西方的理论冲动似乎终于通过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找到了正确的建构理论的方式。从那以后，哲学就开始面临着生存危机。危机感是逐步变得明晰起来的。在这之前没有这种危机，因为哲学家就是科学家，就是理论家，就是提供世界的正确画面的那些人。可是当这项工作由科学家接手去做，而且显然做得远为成功，哲学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就变成了一个让哲学家头痛的问题。我们有几个选择，我在说这几个选择的时候，我是用外在的方式说的，我并不认为它们都是并驾齐驱的选择。
一种是主张，我们有两种类型的理论，一种是科学理论，一种是哲学理论。比如说，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似乎是这样一个尝试。科学提供了科学理论，我哲学能够把整个事情重新说一遍。时间、空间、力、粒子、化合，这些都在我这个体系里面。现在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个体系了。实际上，黑格尔哲学在他身后很快成了“死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觉得他的世界体系太牵强了。最近几十年黑格尔重新得到重视，更多是由于他的政治哲学，总之不是他的世界体系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另有一种选择，就是你科学做了很多理论，但是我们哲学家为你提供基础。康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可以这么理解。很多人接受这个主张。但这个主张实在很可疑。似乎没有哪一门科学在熟读了康德之后才开始去建构白己的理论，也没有哪门科学熟读了康德之后重新改造过自己的理论结构。当然，西方的科学家比中国的科学家富有哲学思辨的兴趣，他们熟悉柏拉图和康德，这很普遍。这种思辨兴趣和科学理论有关系，关系很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我觉得没有证据表明哲学在直接的意义上为科学提供过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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