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孔子，将中国的哲学智慧传向全世界，让西方文学界了解了中国。
中国作为伦理之邦：道德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讽刺书札肯定中国的"好"，政治小说批判中国的"坏"。但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都相当模糊，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也很片面。真正努力进入中国文化内部，尝试进行客观评价和准确利用中国的是十八世纪的道德小说。关于这类小说，我们主要介绍赛肯多夫赛肯多夫（Karl Siegmund vonSeckendorff）的《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Das Rad des Schicksals oder die GeschichteTschoangsees）。
在介绍这部作品之前，有一种特殊现象或许有必要简单地交代一下，即所谓的"德中作品"（deutsche-chinesische Werke）。这类作品和我们此前所分析的作品有许多类似之处，大多是在模仿或运用中国文学题材的基础上进行形象性加工和创作性转化。关于这些作品的分类，我们以为，原则上应该把它们看作是虚构之作，或纯粹的文学创作（Fiktion），而不应该说他们是单纯的仿作或译作 。
这类作品的出现，是以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为前提的，尤其是在杜哈德的《中国县志》出版之后，更为多见。不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这样做，就是歌德歌德和席勒席勒这样的大文豪也不例外，比如歌德歌德的《中德晨昏四季咏》和席勒席勒的《杜兰朵》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分外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在明确了对待这类作品的立场之后，我们再来分析赛肯多夫赛肯多夫的小说《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这样应该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许多的误解。
赛肯多夫赛肯多夫是一位男爵，在魏玛宫廷中地位显赫，有人说他是"歌德歌德之外最重要的文人学士"。魏玛是当时德国的文化中心和文人集聚地。赛肯多夫赛肯多夫能够跻身其中，且身处其核心，这为他接受和评价时代潮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自然也有利于他识别和利用涌动在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热。
关于中国，赛肯多夫赛肯多夫一共写了两篇文章，分别是《中国的道德先生》（"Derchinesische Sittenlehrer"）和《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均发表在著名的《提福特杂志》（Journal von Tiefurt）上，并在第二篇文章的基础上撰写成了我们将要分析的这部作品。追根究底，赛肯多夫赛肯多夫的这两篇文章所依据的都是杜哈德的《中国县志》。进一步说，《命运之轮》所述的故事乃是《今古奇观》中"庄生梦蝶"的翻版，但已面目全非。换句话说，赛肯多夫赛肯多夫是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来读解这个故事，而且还加入了许多的主观发挥。
《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并未直接介绍庄子，而是从老子开始。赛肯多夫赛肯多夫把老子描述成一位漫游哲学家、科学家和国民教育家。他说，老子是周代人，身世颇有神话色彩，好似受天命而降临人间，因此智慧过人，也很早熟。老子最值得肯定的举动就是开办学园，广招门徒，向他们传授为人和为学之道。赛肯多夫赛肯多夫首先介绍老子，由老子延伸到庄子，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中老庄本来就是一体的，因而显示出了先进性。此外，通过介绍老子，也表明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另一个传统，打破了当时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化即儒学"的通俗看法。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对老子的介绍根本就未能深入道家的本质，甚至是多有歪曲的。比如，赛肯多夫赛肯多夫把孔子身上的事都加诸老子，比如开办学园，广招弟子，显得"老子其名，孔子其实"。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赛肯多夫赛肯多夫笔下的老子多少有些苏格拉底的影子，可见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虽然拓宽了一步，也在努力走向全面而深入，但终究未能脱离时代的束缚。
赛肯多夫赛肯多夫戴着时代的变色镜介绍老子，还反映在他对老子学说的理解上。他把老子学说概括成"我是谁？""我在哪？"及"为什么是我？""我是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一个哲学人类学的问题。老子说，人们反躬自省，马上便会发现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欲望的人（Wollender Mensch），一是行动的人（handelnder Mensch）。欲望的人漂浮空中，行动的人坚守大地。因此，老子称前者为精神或灵魂，后者叫实质或肉体。两个部分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本质，只有在一种超力的作用下才能合而为一。
后两个问题则是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因而，赛肯多夫赛肯多夫认为，我们的命运就像一个永转不休的轮子。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对老子学说的三点概括，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康德的哲学。康德通过对知、情、意的全面分析，最后走向了"实用人类学"，即关注"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问题，也是人类学的问题，即人之为人的问题。我们不敢，也不能断言，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就是在依照康德的哲学思想图解老子及中国思想，但我们也不应无视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和康德是同时代的人，或者说，他在康德哲学君临一切的时代逐步塑造他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在介绍完了老子及其学说之后，庄子姗姗来迟。作为老子的得意门生，庄子的故事即是他实践老子哲学的过程。但是，故事的叙述有些稀奇古怪，赛肯多夫赛肯多夫竟然把杜甫也写进书中。这不但无助于深化其中国观，反而有损于其前半部分所显示出的进步性和全面性的端倪，致使整个故事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上的地位不是十分突出。不过，就在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发表其作品前后，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言人的地位，在西方语境中的确发生了动摇。
随着《老子》一书的译本在欧洲出版发行，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中国文化的另一个代言人，在文学作品中有关老子的描写和塑造也越来越多。正如利奇温所说：《老子》一书的最早欧洲译本约于1750年出现，拉丁文的译稿存于伦敦的印度事务局，可能是出于耶稣会士的手笔。蕾幕沙著文多篇以论老子，且于1842年译出《道德经》四章。
自此之后，老子俨然与孔子比肩，直到今天，老子在欧洲学术界所占的地位，相当于两百年前孔子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又有点开风气之先的味道，我们无法断定他是把老子、庄子搬进德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断言，西方认真对待老子学说，并努力用之结构文学文本的，应该说是始于赛肯多夫赛肯多夫，尽管他对老子的理解在很多时候异常片面和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