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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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疯狂叫嚣“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在那一刻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天欲堕，赖于拄其间。”回望80年前那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考察那段历史，不难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且有颇多战争预兆值得反思。
因当时限于种种条件及日本的伪装，人们未必能看清楚，看到了也未必能确认。今天我们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在有关当时战争的一切几乎真相大白的时候，研究日本侵华战争蓄谋及战争预兆，更需要从中汲取教训，警惕历史悲剧重演。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日本侵华战争反思：蓄谋已久的祸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日本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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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8-05-11
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二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三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疯狂的政治迫害，贪婪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同时，为配合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还在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肆无忌惮地洗劫和毁灭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债。
（一）
日本帝国主义为永远奴役中国人民，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有目的地从意识形态等方面腐蚀中国人。
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本统治集团便为其设计了“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药”，溥仪及其身边的遗老遗少们也把它奉作至宝。其实，“王道政治”并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统治思想，而是体现所谓“日本精神”的法西斯皇道。其中心是“必须显现天皇大御心的意义”，〔1〕其目的是“教育国民各安其分，涵养国民各安其业”，〔2〕其内容有诸如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体”、“日满融和”、“建国精神”之类。显而易见，把“王道政治”的招牌冠在伪满洲国的头上，无非是在政权统治思想上确立以日本天皇“圣意”为宗旨的原则，即凡事要依凭日本宗主国的旨意行事，不得有丝毫怀疑和违背，这便是“日满融和”、“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内容。
青少年学生是日寇施行奴化教育的首要对象。为把青少年的思想禁锢在“王道政治”的思想枷锁中，使之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服服贴贴地听从摆布，日寇在东北的各级学校中强制推行愚民教育，几乎不遗余力地把充满和体现法西斯皇道的货色塞进各级学校的课本中，称之“精神教育”课，恬不知耻地兜售“中国文化东来论”，宣扬什么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规定这些课的课时要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并强迫小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面朝东，分别给日本国家神道之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所谓《国民训》。
日寇还从强制占领区人民学日语入手， 来为加深奴化教育服务。1933年，伪满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新编中小学教材，至1935年已编成22种39本，不但规定日语为必修课，还要在学校的总课时中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学校甚至规定，中小学日语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迫使学生努力学日语。此外，日伪还在社会上设立大批日语专修班、夜校，并以派遣、保送留日为诱饵，积极推行学日语。日寇深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强制中国人学日语，这是一项带有毁灭中华文化，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一措施的推行，都是以刺刀棍棒为后盾的，稍有异议就实行暴力镇压。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将法西斯的殖民统治思想、意识、观念、道德强加在占领区人民身上，日寇还对一切文化事业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新闻、出版、电影与广播诸业统由日伪当局控制，其头目均由日籍文人或汉奸学者充任，并美其名曰“官制文化”。
表现在新闻业上，除绝对禁止民众办报外，日伪创办了许多报纸。日军攻占平津后，为它狂吠多年的天津《庸报》更为蠢动，成为日伪在华北销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北支派遣军报导部”及伪“治安总署”又在北平创办《武德报》作为机关报，伪“新民会”还创办了《新民报》。在上海出版《新申报》、《新中国报》。这些报纸为维护侵略者的统治服务，连篇累牍地宣传“和平反共”、“王道乐土”、“建设东亚新秩序”，当然遭到民众的抵制，销路很窄。但日伪依然可以强制“派销”或“赠阅”以及用“给奖”等方式，少则推销二三千份，多则四五万份，扩散出去，毒害人民。〔3〕
图书出版发行业也是如此。1932年3月至7月，日寇在东北强行焚毁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650万余册。凡收藏或传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以儆效尤”。特别是伪满统治后期，甚至连秦汉、隋唐、宋元文学也不准各学校讲授，诸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师说》、《前赤壁赋》等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从此在教科书中匿迹。〔4〕其目的旨在封锁和摧残中华民族文化，禁锢中华民族文化在东北的弘扬。与此同时，日寇又大量引进日本的殖民文化，以此充填和占领文化领域里的一切阵地，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难在这里接续和发展。据统计，1936年，日本对东北输入的书籍为58.7万册，到1941年便猛增至3440万册。1939年，输入东北的报纸为5495万余份，为中国关内输入量的10倍；杂志827万册，为关内输入量的487倍。以平均每天输入量计算，日本输入东北的书、报、 杂志数量是：报纸15万份，杂志2.2万份，书籍4.9万份。〔5〕这些数字庞大的出版物涌进东北，可以想象，日寇强制输入法西斯殖民文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电影业，1937年8月在伪满洲国成立的“满洲映画协会”（即伪“满映”），当时号称是“亚洲第一”的制片厂，就是由伪满政府与东北最大的日资企业“满铁”投资建立的，直属伪满“国务院”领导。其第一任理事长是著名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的史长金壁东，而实权握在“满铁”总务科长林显藏手中。“满映”所拍影片多由日本人任导演，主要职员也多为日本人。其头号明星是有中国名字实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如此人员构成，决定了“满映”的制片方针就是直接秉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旨意，以电影作品宣传军国主义，鼓吹“日满亲善”、“五族协和”，为其侵略行为张目。审视其电影作品，无外乎两类，一类是直
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所谓“启民电影”，如《北方的国境线》、《伸展的国都》等；另一类是风花雪月的所谓“娱民电影”，如《哈尔滨歌女》、《东游记》等。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评论说，这些影片“只是日本人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欺骗与耻辱。”〔6〕
对长江以南的电影业，日本则采用由汉奸出面主持，日本人退居幕后操纵的方法，有效地利用电影来为其侵略政策服务。1943年5月，为加强对电影的统制，汪伪政权发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把若干汉奸文人成立的电影公司合并组成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即伪“华影”），以实现所谓制片发行放映“三位一体的电影国策”，贯彻所谓“负担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从此，汪伪政权辖区内的电影业就由“华影”垄断。其理事长为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陈公博、周佛海等任理事，汪伪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任总经理，而实际控制权操纵在副理事长、日本人川喜多长政手中。“华影”在其80余部作品中，题材除了“以恋爱为中心”，以风月情场之事，在潜移默化中消蚀中国人民的斗争意识与反抗精神外，再就是赤裸裸地宣传侵略。如1944年11月推出的《春江遗恨》，以太平天国为背景，描写一个日本武士高杉晋作帮助太平军作战的故事。高杉俨然以中国人的救世主面目出现，口称日本“热爱着东亚，热爱着中国”，无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因而被日本人称为“中日电影界合作共存共荣的象征”。然而，这类影片都受到占领区民众的抵制，在宣传上收效甚微。〔7〕
（二）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彻底毁灭中华文化的图谋，还肆意破坏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疯狂地毁坏中国历史文化遗址和劫夺稀世文物，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屠杀”，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首先，野蛮摧毁学校和各类文化教育机构。日寇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中国教育系统、文化系统尤其恨之入骨，曾下大力量破坏占领区的各类教学机构，其中大、中、小学受灾尤深。“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向中国大举进兵时，每到一处都要掀起一次毁灭学校的狂潮。天津失陷前，日军曾对这座名城进行了持续4个小时的轰炸，但重点不是军营，不是政府机关，而是著名的南开大学，这次轰炸把南开变成了瓦砾场。淞沪会战期间，日军曾对中国的61座城市进行轰炸，其中“特别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南京的中央大学，连续3 次遭轰炸。浙江大学是日军破坏的重要目标，为坚持办学，整个学校向西南迁移，日机竞跟踪轰炸。浙大在3年中被迫5次迁移。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同教育系统一样，受到严重破坏。1946年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一份题为《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的档指出：抗战发生，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影响最大。战前全国图书馆有1848所，战后仅存940所，其中大部分已破烂不堪。
日本侵略带来的动荡，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也无法正常工作，许多科研机构被迫南迁至大西南、大西北，自然科学的研究基本停滞。如闻名于世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也内迁至四川，无法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科学事业却在快速发展。因此，日本的侵略，是战后中国的自然科学落后于别国的原因之一。
其次，对文化名城、历史古迹的毁灭也令人发指，日军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只要被日军攻掠，立即遭受火焚。无数名胜古迹毁于战火，数百处举世闻名的古建筑群，被夷为平地。其损失在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绝后。在古都北京，日军的炮火轰毁了宛平古城，被誉为“马可波罗桥”的卢沟桥遭到严重损坏。京西房山有一座建于隋代的古刹云居寺，是五层院落、六进殿宇的庞大古建筑群，被日军整个摧毁。就连故宫，也成了日军操练的场所。
在古建筑如林的山西，日军战火燃遍了三晋大地。太原市郊的晋祠始建于北魏前，兴盛于北宋，日军侵犯太原时，对它进行了严重破坏。佛教名山五台山，属晋察冀根据地，这里隋唐以来的建筑鳞次栉比，但日军多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大批古建筑被焚毁，造成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
六朝古都南京，在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成为一片废墟。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夫子庙，公元前6世纪留存的石刻艺术瑰宝-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明初建造的世界第一砖石南京城墙，中山陵陵寝、寺庙、殿宇，中华门西街年代久远的清真寺，南京牛首山佛教寺院等均横遭破坏。从东北直抵广州，大批名城名胜被毁。国民政府1946年提交的《文物损失估价表》中指出，被洗动的著名历史古迹达741处。这一统计还很不全面。
再次，毁灭和劫夺稀世文物，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组织地劫夺中国文物，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被劫往日本，抢不走的就毁。受损和被劫文物的确切数字，已无法彻底查清。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后曾编一本《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内中列举的查有实据的被劫文物，包括古籍、字画、碑贴、古物、艺术品等共360.7万件另1870箱。内中上自史前下至两汉、唐宋元明清的珍稀文物一应俱全，其价无法估量。
日军侵占南京后，设立了专门抢劫图书文物的机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与日军事机关密切配合，对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研究院等7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1938年3月6日起，日军又动用
军队、特工对上述单位的图书文献进行掠夺。1986年8月17日，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木实在日本《赤旗报》刊登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史屠杀”》文章，披露了这次他奉命参与的文化掠夺内情。指出参与此次掠夺的人员有特工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车辆310辆次，劫夺图书、文献达88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极为珍贵，不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公报，还有3000余册清朝历代皇帝的《大清实录》写本。〔8〕至于南京文物的损失，仅战后初步调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有：书籍类，公方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字画类，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6箱；碑贴，公方损失无法计算，私家3851件；古物类，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仪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种；标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杂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报古籍、古物、拓片损失单未列损失详细件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内有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其价值不可估算。此外，民间古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三）
综观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史实，不难看出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有明确的目的性。日寇在侵略中国时举起的是军事与文化的双面屠刀，他们明白，单凭军事力量是不能征服一个民族的，倘若没有文化的臣服，殖民统治是不可能成功的。文化上的征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灭种。因此，他们在文化领域里所采取的种种侵略政策、措施，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忘记自己的祖国，当帝国主义的顺民。
第二，具有系统的组织性。为实现上述目标，日寇在实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过程中，煞费苦心，作了精心的筹划和组织：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推行愚民的奴化教育，在文化宣传方面实行统制政策，在攻城略地中摧毁文化教育机构，并毁灭和劫夺文化遗产。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日寇所进行的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文化侵略。
第三，极具罕见的野蛮性和疯狂性。日寇在侵华战争中丧心病狂地毁灭中国文化名城、历史古迹，贪得无厌地掠夺稀世文物，数量之巨，范围之广，手段之残酷、野蛮，充分体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和疯狂性的特征。这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文明最深重的一次侵略，在世界侵略史上也是罕见的。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二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三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疯狂的政治迫害，贪婪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同时，为配合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还在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肆无忌惮地洗劫和毁灭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债。
（一）
日本帝国主义为永远奴役中国人民，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法西斯殖民文化，有目的地从意识形态等方面腐蚀中国人。
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本统治集团便为其设计了“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药”，溥仪及其身边的遗老遗少们也把它奉作至宝。其实，“王道政治”并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统治思想，而是体现所谓“日本精神”的法西斯皇道。其中心是“必须显现天皇大御心的意义”，〔1〕其目的是“教育国民各安其分，涵养国民各安其业”，〔2〕其内容有诸如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一体”、“日满融和”、“建国精神”之类。显而易见，把“王道政治”的招牌冠在伪满洲国的头上，无非是在政权统治思想上确立以日本天皇“圣意”为宗旨的原则，即凡事要依凭日本宗主国的旨意行事，不得有丝毫怀疑和违背，这便是“日满融和”、“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内容。
青少年学生是日寇施行奴化教育的首要对象。为把青少年的思想禁锢在“王道政治”的思想枷锁中，使之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服服贴贴地听从摆布，日寇在东北的各级学校中强制推行愚民教育，几乎不遗余力地把充满和体现法西斯皇道的货色塞进各级学校的课本中，称之“精神教育”课，恬不知耻地兜售“中国文化东来论”，宣扬什么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规定这些课的课时要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并强迫小学生每天早晨都要面朝东，分别给日本国家神道之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所谓《国民训》。
日寇还从强制占领区人民学日语入手， 来为加深奴化教育服务。1933年，伪满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新编中小学教材，至1935年已编成22种39本，不但规定日语为必修课，还要在学校的总课时中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学校甚至规定，中小学日语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迫使学生努力学日语。此外，日伪还在社会上设立大批日语专修班、夜校，并以派遣、保送留日为诱饵，积极推行学日语。日寇深知，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强制中国人学日语，这是一项带有毁灭中华文化，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一措施的推行，都是以刺刀棍棒为后盾的，稍有异议就实行暴力镇压。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将法西斯的殖民统治思想、意识、观念、道德强加在占领区人民身上，日寇还对一切文化事业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新闻、出版、电影与广播诸业统由日伪当局控制，其头目均由日籍文人或汉奸学者充任，并美其名曰“官制文化”。
表现在新闻业上，除绝对禁止民众办报外，日伪创办了许多报纸。日军攻占平津后，为它狂吠多年的天津《庸报》更为蠢动，成为日伪在华北销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北支派遣军报导部”及伪“治安总署”又在北平创办《武德报》作为机关报，伪“新民会”还创办了《新民报》。在上海出版《新申报》、《新中国报》。这些报纸为维护侵略者的统治服务，连篇累牍地宣传“和平反共”、“王道乐土”、“建设东亚新秩序”，当然遭到民众的抵制，销路很窄。但日伪依然可以强制“派销”或“赠阅”以及用“给奖”等方式，少则推销二三千份，多则四五万份，扩散出去，毒害人民。〔3〕
图书出版发行业也是如此。1932年3月至7月，日寇在东北强行焚毁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650万余册。凡收藏或传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以儆效尤”。特别是伪满统治后期，甚至连秦汉、隋唐、宋元文学也不准各学校讲授，诸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师说》、《前赤壁赋》等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从此在教科书中匿迹。〔4〕其目的旨在封锁和摧残中华民族文化，禁锢中华民族文化在东北的弘扬。与此同时，日寇又大量引进日本的殖民文化，以此充填和占领文化领域里的一切阵地，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难在这里接续和发展。据统计，1936年，日本对东北输入的书籍为58.7万册，到1941年便猛增至3440万册。1939年，输入东北的报纸为5495万余份，为中国关内输入量的10倍；杂志827万册，为关内输入量的487倍。以平均每天输入量计算，日本输入东北的书、报、 杂志数量是：报纸15万份，杂志2.2万份，书籍4.9万份。〔5〕这些数字庞大的出版物涌进东北，可以想象，日寇强制输入法西斯殖民文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电影业，1937年8月在伪满洲国成立的“满洲映画协会”（即伪“满映”），当时号称是“亚洲第一”的制片厂，就是由伪满政府与东北最大的日资企业“满铁”投资建立的，直属伪满“国务院”领导。其第一任理事长是著名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的史长金壁东，而实权握在“满铁”总务科长林显藏手中。“满映”所拍影片多由日本人任导演，主要职员也多为日本人。其头号明星是有中国名字实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如此人员构成，决定了“满映”的制片方针就是直接秉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旨意，以电影作品宣传军国主义，鼓吹“日满亲善”、“五族协和”，为其侵略行为张目。审视其电影作品，无外乎两类，一类是直
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所谓“启民电影”，如《北方的国境线》、《伸展的国都》等；另一类是风花雪月的所谓“娱民电影”，如《哈尔滨歌女》、《东游记》等。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评论说，这些影片“只是日本人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欺骗与耻辱。”〔6〕
对长江以南的电影业，日本则采用由汉奸出面主持，日本人退居幕后操纵的方法，有效地利用电影来为其侵略政策服务。1943年5月，为加强对电影的统制，汪伪政权发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把若干汉奸文人成立的电影公司合并组成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即伪“华影”），以实现所谓制片发行放映“三位一体的电影国策”，贯彻所谓“负担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从此，汪伪政权辖区内的电影业就由“华影”垄断。其理事长为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陈公博、周佛海等任理事，汪伪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任总经理，而实际控制权操纵在副理事长、日本人川喜多长政手中。“华影”在其80余部作品中，题材除了“以恋爱为中心”，以风月情场之事，在潜移默化中消蚀中国人民的斗争意识与反抗精神外，再就是赤裸裸地宣传侵略。如1944年11月推出的《春江遗恨》，以太平天国为背景，描写一个日本武士高杉晋作帮助太平军作战的故事。高杉俨然以中国人的救世主面目出现，口称日本“热爱着东亚，热爱着中国”，无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因而被日本人称为“中日电影界合作共存共荣的象征”。然而，这类影片都受到占领区民众的抵制，在宣传上收效甚微。〔7〕
（二）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彻底毁灭中华文化的图谋，还肆意破坏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疯狂地毁坏中国历史文化遗址和劫夺稀世文物，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屠杀”，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首先，野蛮摧毁学校和各类文化教育机构。日寇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中国教育系统、文化系统尤其恨之入骨，曾下大力量破坏占领区的各类教学机构，其中大、中、小学受灾尤深。“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向中国大举进兵时，每到一处都要掀起一次毁灭学校的狂潮。天津失陷前，日军曾对这座名城进行了持续4个小时的轰炸，但重点不是军营，不是政府机关，而是著名的南开大学，这次轰炸把南开变成了瓦砾场。淞沪会战期间，日军曾对中国的61座城市进行轰炸，其中“特别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南京的中央大学，连续3 次遭轰炸。浙江大学是日军破坏的重要目标，为坚持办学，整个学校向西南迁移，日机竞跟踪轰炸。浙大在3年中被迫5次迁移。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同教育系统一样，受到严重破坏。1946年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一份题为《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的档指出：抗战发生，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影响最大。战前全国图书馆有1848所，战后仅存940所，其中大部分已破烂不堪。
日本侵略带来的动荡，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也无法正常工作，许多科研机构被迫南迁至大西南、大西北，自然科学的研究基本停滞。如闻名于世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也内迁至四川，无法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科学事业却在快速发展。因此，日本的侵略，是战后中国的自然科学落后于别国的原因之一。
其次，对文化名城、历史古迹的毁灭也令人发指，日军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只要被日军攻掠，立即遭受火焚。无数名胜古迹毁于战火，数百处举世闻名的古建筑群，被夷为平地。其损失在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绝后。在古都北京，日军的炮火轰毁了宛平古城，被誉为“马可波罗桥”的卢沟桥遭到严重损坏。京西房山有一座建于隋代的古刹云居寺，是五层院落、六进殿宇的庞大古建筑群，被日军整个摧毁。就连故宫，也成了日军操练的场所。
在古建筑如林的山西，日军战火燃遍了三晋大地。太原市郊的晋祠始建于北魏前，兴盛于北宋，日军侵犯太原时，对它进行了严重破坏。佛教名山五台山，属晋察冀根据地，这里隋唐以来的建筑鳞次栉比，但日军多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大批古建筑被焚毁，造成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
六朝古都南京，在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成为一片废墟。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夫子庙，公元前6世纪留存的石刻艺术瑰宝-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明初建造的世界第一砖石南京城墙，中山陵陵寝、寺庙、殿宇，中华门西街年代久远的清真寺，南京牛首山佛教寺院等均横遭破坏。从东北直抵广州，大批名城名胜被毁。国民政府1946年提交的《文物损失估价表》中指出，被洗动的著名历史古迹达741处。这一统计还很不全面。
再次，毁灭和劫夺稀世文物，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组织地劫夺中国文物，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被劫往日本，抢不走的就毁。受损和被劫文物的确切数字，已无法彻底查清。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后曾编一本《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内中列举的查有实据的被劫文物，包括古籍、字画、碑贴、古物、艺术品等共360.7万件另1870箱。内中上自史前下至两汉、唐宋元明清的珍稀文物一应俱全，其价无法估量。
日军侵占南京后，设立了专门抢劫图书文物的机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与日军事机关密切配合，对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研究院等7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1938年3月6日起，日军又动用
军队、特工对上述单位的图书文献进行掠夺。1986年8月17日，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木实在日本《赤旗报》刊登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史屠杀”》文章，披露了这次他奉命参与的文化掠夺内情。指出参与此次掠夺的人员有特工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车辆310辆次，劫夺图书、文献达88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极为珍贵，不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公报，还有3000余册清朝历代皇帝的《大清实录》写本。〔8〕至于南京文物的损失，仅战后初步调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有：书籍类，公方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字画类，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6箱；碑贴，公方损失无法计算，私家3851件；古物类，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仪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种；标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杂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报古籍、古物、拓片损失单未列损失详细件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内有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其价值不可估算。此外，民间古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三）
综观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史实，不难看出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有明确的目的性。日寇在侵略中国时举起的是军事与文化的双面屠刀，他们明白，单凭军事力量是不能征服一个民族的，倘若没有文化的臣服，殖民统治是不可能成功的。文化上的征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灭种。因此，他们在文化领域里所采取的种种侵略政策、措施，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忘记自己的祖国，当帝国主义的顺民。
第二，具有系统的组织性。为实现上述目标，日寇在实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过程中，煞费苦心，作了精心的筹划和组织：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推行愚民的奴化教育，在文化宣传方面实行统制政策，在攻城略地中摧毁文化教育机构，并毁灭和劫夺文化遗产。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日寇所进行的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文化侵略。
第三，极具罕见的野蛮性和疯狂性。日寇在侵华战争中丧心病狂地毁灭中国文化名城、历史古迹，贪得无厌地掠夺稀世文物，数量之巨，范围之广，手段之残酷、野蛮，充分体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和疯狂性的特征。这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文明最深重的一次侵略，在世界侵略史上也是罕见的。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12-03
精神、经济、资源等
第3个回答 2011-12-03
人的精神、经济、资源等
第4个回答 2020-06-08
侵略土地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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