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话，现代的心理咨询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即使后来他们借鉴了东方的智慧。于是，这里就会存在一种思路：心理咨询是用来解决某些心理问题的。有人会说，这好像不是西方人特有的思路吧，中国人也解决问题。其实，中国人并没有这种很偏执的看法：就是非得把问题解决不可，中国人往往采用化解的方式，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在中国社会很少存在着悖论的问题，是因为这样问题都被中国人聪明地解决掉了，中国人不会觉得“自相矛盾”的故事是一个伟大的悖论，而是认为这个主人公非常愚蠢，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思路。当然，西方人喜欢去解决那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他们培养出伟大的悲剧精神和思辨精神。这两种思路虽然不同，但都是高度的智慧，这两种智慧生长在两个不同的人类学环境之中。
既然存在着解决问题的思路，那么心理咨询就必定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悖论：来访者如果没有被彻底地改变，那么咨询过程就没有办法结束，即使不了了之，来访者和咨询师都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咨询；如果来访者被彻底改变了，那么他将不再成其自己，他自己成了自己的陌生人。其实，这不一定是心理咨询师讨论的问题，但是他们会无意识地在解决这样一个哲学悖论。
围绕着这个悖论，有很多的解决方式，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解决方式。在心理咨询领域中，行为主义是比较具有实证主义风格的，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哲学传统，其先祖是英国哲学家休谟。休谟认为，无论你经过了多少次观察，今天太阳从东面升起，西面落下，但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明天的太阳会不会升起来。如果有的人觉得这个说法很可笑，那么我换一个，就是你可能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想到明天的计划，但那是因为你之前已经假定了明天你一定能起来，但这个假定永远都是不可靠的，因为你可能明天真的起不来了，Who knows？所以，休谟说，这种假定是你的习惯，“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所以，解决这个悖论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退守常识（“保卫常识”是语言哲学家摩尔的名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避免哲学上的悖论）。常识就是无论这个道理多么荒谬，但是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认为正确的知识，具体到心理咨询领域，就是让风俗习惯成为标尺。只要来访者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想法：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要成为一个能够融入这个社会的正常人，那么，这种退守常识的方法就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一个人对某些东西具有恐惧症，像对有皮毛的东西过敏，恐高症，怯场之类的，那么行为主义——在刺激-反应模式下运用的各种方法，像系统脱敏法之类的，就非常有效，而且不会引起非议，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恐惧症不是一种健康的标志，这几乎成为一种准普世主义的认同。但是一旦超越了特定的文化领域，行为主义的局限性也就显示出来了。行为主义所理解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所理解的价值是功利主义价值，一旦涉足到价值判断的问题，比如，为了客服某些恐惧症，是否应该运用电击等看起来有点残忍的方法呢？行为主义者往往对这些问题作简单化的处理，他们认为这不是心理学家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
退守常识是一种解决悖论的方式，就是以常识作为标准，把心理咨询的最终目标变成了培养正常人。如果用尼采的观点，或者海德格尔的观点的话，这种把人平均化的人学，就是把人培养成“末人”和“庸人”，但这种想法实在非常实用，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种思路是回归童年，这是精神分析的思路，始祖是奥地利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一个深受柏拉图和尼采影响的思想家。我们知道，思想家最重要的事业不是解决问题（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形而上学的假定的），而是提出问题。伟大的哲学家往往发现思想的新大陆，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然后撒手人间，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后继人。类似于柏拉图的“洞喻”说，哲学家把在洞穴里看着墙上影子的人们拉到洞外，虽然刚走出洞穴的时候眼睛受不了阳光刺激而感觉眩晕，但是却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可能。弗洛伊德正是这样一个伟人，虽然他开创了潜意识的研究，使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成为第三个给人类重大打击的人（弗洛伊德认为，第一个是哥白尼，第二个是达尔文），但是这片思想的新大陆，却吸引着无数的人去开垦。
弗洛伊德认为，人以为自己能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其实那是妄想，因为潜意识才是主导人的因素，而非意识。所以，心理咨询的思路是退守童年，寻找童年的潜意识的痕迹，尤其是找到那些与性有关的被社会文明所压抑的情结，像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当然，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像荣格提出要分析原型，阿德勒提出要找出自卑情结等等，都是遵循这个思路走的。人要退守童年，需要精神上的导师，这个导师就是精神分析师，他让你躺在一个躺椅上，闭上眼睛，把自己想到的说出来，无论这些话是多么地没有逻辑，多么荒谬，都要通通说出来，因为这些意识流透露着潜意识的秘密，只有自然的流露，才能冲破道德的束缚，被精神导师所抓住。于是，心理咨询变成了精神导师引导着咨询者走回童年，找回那些童年的印记，指出这些天真的想法是如何被现代文明所压制的，个人在成长中是如何与世俗斗争最后妥协的。弗洛伊德这里面对着一个悖论：人是认识不了自己的，但是他要努力认识自己。还是那句话，西方人的悲剧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对人性的压抑，尤其是对人的性本能的压抑，这种压抑导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人患上了精神病，心理咨询就是要使人们解开文明的压抑，释放出性的本能，这正是延续着尼采的理想：人应该成为酒神。不过，弗洛伊德晚年经历了二战，被迫离开维也纳（虽然他希望像战士一样留守家乡），他再次面对这样一个悖论：文明是对人性的压抑，但是如果人性不受到压抑，那么人类将自相残杀。弗洛伊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不仅有求生和爱的本能，还有死的本能，回归大地母亲的本能。于是，他在文明面前妥协了，试图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的路漫漫，而后继者继续顺着这条道路摸索下去。
弗洛伊德对心理咨询悖论的解决就是：一个人的本真状态在于童年，所以必须让他回到童年，找回童年的自己，一个不被文明压得透不过气的孩子，但是他必须是在精神分析师的指引下走回去的，因为只有精神分析师能够通过潜意识看到过去。如果说行为主义者是咨询师通过社会准则的力量改变了咨询者，使其彻底改变成一个咨询者自愿做的正常人的话；弗洛伊德则是通过主观的力量改变了咨询者，使其被迫回到他不愿回首的童年，但是那却是最本真最快乐的童年。精神分析师的这种角色决定了他们必须在来访者面前树立权威（行为主义者是诉诸科学的力量和工具理性），所以他们与咨询者之间的移情关系就不可避免，他们带着咨询者究竟走上的是正道还是歧路，这也成了一个无法衡量的谜，因为如果他们不主观臆断，他们就没有任何洞察力，但是主观臆断却同样是危险的。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到处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信仰和科学的冲突，于是，弗洛伊德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也成了很多人的死敌。
第三种思路是人本主义学派尤其是卡尔·罗杰斯的思路。在心理咨询领域中，行为主义者虽然贡献很大，但是还没有一个心理学家能和弗洛伊德、卡尔·罗杰斯相提并论，这两个人的影响太大，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所遵循的那些心理咨询的原则就是这两位大师的杰作。
卡尔·罗杰斯是与亚伯拉罕·马斯洛齐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领袖人物。他的解决思路与前面两个学派不一样，前两者是通过外力迫使内心改变，最后变成一个陌生人，行为主义者塑造的陌生人是平常人，所以总比病人好，这体现着功利原则，退而求其次；弗洛伊德塑造的陌生人是童年的自我，或者说是本我，所以并不陌生，但是塑造的过程对咨询者是一种痛苦并且可能被引入歧途的风险（这个风险与精神分析师的威望是成反比的，所以说移情是精神分析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卡尔·罗杰斯更多地是吸收了古希腊的智慧，就是苏格拉底的德性说和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实现说。罗杰斯和马斯洛的观点比较接近，认为每个人都有积极向上的潜能，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潜能变为现实，他才能“成为你自己”（这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名言，也是人本主义学派非常喜欢的话）。人的心理问题来源于自我实现潜能受到阻碍，机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心理咨询师的作用，不是扮演着行为主义者那样科学家的角色，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那样导师的角色，而是一个朋友的角色，双方是平等的，所以罗杰斯厌恶“患者”、“病人”的说法，坚持用“来访者”、“咨商者”的说法，表示自己不是治病救人的医生。我们说，心理咨询师的作用是“助人自助”，其实就是罗杰斯的思想，只是大多数人不晓得出处而已。
共情的境界是一种现象学境界（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和他的后继人萨特对心理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只是美国的心理学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太深入研究这些具有欧洲大陆传统的思想），就是设身处地的同时局外旁观。有人会说这不是矛盾吗？老实说这也是一个悖论，心理咨询领域到处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调和。共情也可以翻译为同理心，这个词来源于王阳明的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翻译起来比共情更加传神，但是因为被成功学家用的太多，心理学家不大喜欢。
罗杰斯认为，咨询师是被动的，来访者应该主导局势，而咨询师应该真诚、无条件地积极关注对方，通过倾听和回应等方式深入来访者的主观内心世界，鼓励来访者勇敢面对自己，接受真实的自我，对自己负责，最终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方式无疑很接近于老子的无为思想，所以罗杰斯和马斯洛晚年都非常崇拜老子，认为老子是圣人。
可以说，罗杰斯的思路是接受自我，他更接近于中国人这种化解问题的思路，他认为心理咨询师不过是一个媒人，帮助非本真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合为一体而已。心理咨询师不应该解决问题；来访者也不是，他只是永远地在实现自己的潜能，永远地自我实现而已，他是自由的，也要对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显而易见的，这种思路的个人主义色彩和自然主义色彩很浓，而且他并不急于促成质变，把选择权交给来访者自己，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于那些有轻度心理问题的人和那些想实现潜能、成为精英的人。
现代心理咨询的发展如此迅猛，解决方法也越来越多，上面所说的三种对心理咨询悖论的解法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三种，不过，无论这些解法如何特别，他们都是在回应着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认识你自己。
行为主义者认为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这个社会大多数人，使自己成为大多数人的一员；弗洛伊德认为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本我，知道自己的本性是反社会、反文明的，只有认清了这些，才能在用意识驾驭文明，与文明共生，而不是在潜意识中被文明所压抑；人本主义者认为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自身的潜力，人性最光辉的一面，然后使潜能变为现实，成为理想的自我。所以，在回应这些问题时，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解决方式，做出了各自有意义的探索。
其实，认识你自己也是一个悖论，因为当你准备认识你自己时，你已经把自我分为主体和客体，用主体去认识客体，于是主体永远也无法被认识到，认识到的自己始终是分裂的自己。当然，我们不得不说，这仍然是西方人那种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对于这个悖论，弗洛伊德有他独特的思考方式，比如他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就是用自我去认识本我和超我，但是自我却是很难控制本我和超我（这也是西方人思想制造的方法：从大悖论推出小悖论）；比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用自我实现的层次去俯瞰下面的四个层次。还有许许多多的心理学家都是试图解决苏格拉底的悖论，于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格理论，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悖论，思想将没有办法进行，可是，如果这个世界有悖论，人们又非常可恼，正如周国平所说，哲学是痛苦的。
我又想起了一个词：痛快。中国人很明白，痛与快常常是不分的，就像双子星座，就像笑脸和苦脸常常难以分辨，就像自残与极乐难舍难分，人类对悖论的态度也是：痛并快乐着，就像圣经里的约拿，他害怕自己的伟大，于是逃避了上帝的任务，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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