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仕途经历是坎坷的。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因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苏轼在仕途上两起两落，被贬达十余年之久，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差点使他丢了性命。然而，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横遭贬谪也好，自请外放也好，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他尽管屡遭挫折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金山题像》一诗，是苏轼赴常州时写下的，可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是永恒的。
林雨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可以说，他是诗人、画家，是散文家、书法家，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百姓的好朋友……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他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
“苏东坡的独一无二，还在于他的平民气质。一个经常被放逐的官员却有着最多的人缘，文人骚客、贤士大夫自不必多说，难得的是他与野老村夫、渔樵僧道，都能找到沟通的话题。一千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热爱他，是因为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魅力。苏轼的魅力是一个谜，在他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传统文化通过他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当代社会呈放光彩。”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塑造了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而被贬后，便是为百姓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广东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疗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苏轼的人格魅力，显得格外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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