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1 入世精神与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涵很丰富，新时期小说中表现出的古典文学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色彩，“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文学史中，文学也因此被人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入世精神的极端表现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其边缘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体现。遍观中国古典文学史，很少有纯粹个人性的创作，作品中无不寄寓着作家的社会化关怀，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理想。从《诗经》、屈原开始，经过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变，更形成一股忧国忧民、担当道义的优秀传统，也传达着重教化、重社会功用效果的文学精神命脉。古典文学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学中被以“文以载道”的面目受到挞伐，但实际上，五四文学并没有真正将它丢掉，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五四作家们所真正批判的其实只是古典文学所载之“道”的内涵，文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着的——文学不应该维护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应该为现实中国的变革和强大服务。就小说而言，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作家们：“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7]五四文学的主导倾向依然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为人生”，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现实批判则始终是五四文学最显著的思想特色。这当中尽管灌注了许多新的现代思想内涵，但底子上依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某些精神印记。
新时期小说，尤其是新时期初的小说，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这一点在作家们的创作思想方面表现得很明确。尽管作家们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学传统，但在谈论自己的文学志向和对文学的认知时，几乎无一例外要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将文学与政治和责任感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作家们的思想内核中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入世思想。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学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8]高晓声谈到自己中断创作20多年后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户”主》时，明确表示为农民呼吁的创作责任感：“我写他们，是写我心”[9]；蒋子龙同样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需要密切联系起来：“《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10]
入世精神同样体现在创作当中。从小说主题而论，新时期小说最典型的体现是浓郁的教化意识。新时期许多小说蕴涵着明确的教化观念，小说被当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来传播各种社会文化意识。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充满说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成为了一个时期文学的典型。除刘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时的张贤亮、从维熙，就是将苦难作为道德说教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再如历史类小说，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资治通鉴”思想传统，总结历史教训，以历史来引导、服务现实，是这些作品一致的主题。而且，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90年代，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之洞》、《张居正》等作品，也遵循类似的历史观，是传统历史著作（小说）思想的现代体现。
从小说内容而论，则表现在小说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与现实的政治变革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小说的内容变迁紧密地跟随在时代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后面。从最初的“伤痕”到“反思”，再从“知青小说”到“改革文学”，新时期小说的每一律动，都与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的变化有直接的对应，参与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解放。而像“人道主义”等具有批判性的文学潮流，实质上也在传达着另一种政治观念，体现着作家们更具独立性的社会关怀。此后，90年代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小说”以及新世纪的“底层写作”等小说创作潮流，也都与现实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着作家们的现实参与和社会责任意识。
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后，新时期小说的文学精神有一定的变化，传统的入世精神受到一些作家的批判和嘲讽（最典型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以新的历史观解构和嘲讽着传统的历史小说），其表现也有明显的衰退。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古典文学有着密切渊源的精神在悄然兴起，成为时代性的文学潮流，这就是传统文人的颓废意识。
“颓废”不是完全的中国文学特征，甚至说，这一概念本身就来自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没有这一思想存在，相反，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强的颓废内涵，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与儒家、佛教思想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浓郁士大夫气息的悠久传统，也构成了自己的独特特征。大体而言，中国文学中的颓废更多旁观冷嘲的姿态，也与隐逸享乐的心态联系得很紧密。这与西方的颓废思潮往往带有厌世色彩，并与唯美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区别。因为中国文学的颓废往往是传统儒家思想失败后的产物，受主流儒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将实现社会责任抱负作为自己的基本追求，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要能够顺利达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转换也有相当的难度，于是，许多人在失意情况下，会放弃儒家思想，陷入虚无和怀疑的人生观中，沉湎和满足于个人世界的小情趣中，其生活带着虚幻而放诞的色彩，其文学也就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颓废思想。另外，中国文学的颓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矛盾和困惑。因为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的强大而持久的，一般人很难遽然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就导致中国文人的颓废往往是不彻底的——就像中国历史上许多隐士一样。颓废文学精神在魏晋士大夫阶层中有集中的反映，鲁迅的《魏晋文学及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了非常透彻的论述。当然，不只是魏晋之际，庄子的文学作品中就包含着颓废思想的内核，明末文学是其更极端的泛滥。
新时期小说颓废思潮的兴起与时代文化的嬗变有密切关联。8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与此同时，商业文化进入中国并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当中，文学一方面被推下了原有的政治依附者位置，并被暴露出依附时的虚伪和造作之态，使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伴随着精神文化的失落大潮，文学逐渐失去了其精神信仰的生存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新时期作家的人生道路选择固然是五花八门，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四散逃离，传统文人的颓废思想自然会在一些作家身上暴露出来。这一点，正如有学者对晚明文学的分析，“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人成为能够安贫乐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晚明文人追求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的兴趣，他们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狂狷癖濒的文人才子性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11]
宽泛一点说，80年代的“先锋小说”精神就具有一定的颓废色彩。作家们意识到文学在现实中的无力局面，转而以对形式的追求来抗击现实，其中包含着某些传统文学的颓废色彩。有学者的论述是准确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对沉郁、颓废的审美偏爱和内心渴求，叶兆言和苏童才一起踏上‘怀旧’的艺术之舟，驶向过去的‘死亡’的时间河流。”[12]然而，真正具有典型意义，或者说开启了新时期小说颓废潮流的是90年代初期的贾平凹。他在80年代曾经涉猎过改革、“寻根”等题材，其创作中不无“载道”的痕迹，但在1992年问世的《废都》中，他敏锐地表达了文学边缘化后知识分子的颓废和无奈主题。作品中庄之蝶的颓废和死亡，以及整个西京文化界的衰败，传达出作者强烈的文化失败感和虚无主义精神。就像小说在表达方式上借鉴了晚明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其精神也直接承接着晚明的颓废传统。
贾平凹的这一创作精神在90年代后有非常广泛的继承者，其代表是比他更年轻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有韩东、朱文、张旻等。与贾平凹一样，这些作家也感受到传统文学体制崩溃后的虚无，但相比之下，他们对传统体制的依赖要少了许多，并且，他们对残存的文学体制表示了一定的独立精神，也有更高的文学抱负，然而，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没有真正摆脱现实体制的限制和压力，于是，就往往借助于性、虚无、唯美等颓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具体而言，他们的创作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活观念上的虚无态度。他们的主人公往往对现实不满，却无力改变，于是选择性和虚幻等方式作为反抗社会的方式；二是强烈的个人主义。他们所关注的基本上局限于个人命运和生存价值，很少思考与社会有关的事物，也很少直接写到个人以外的现实生活；三是艺术上的文人情调。虽然作家们的创作存在较大的个人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个人生活的沉湎往往透露出一定程度上的传统文人情调，或者说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小说家所表现出的古典文学精神并不是单一和纯粹的，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现实主流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都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这多种因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很难进行简单的分离。比如新时期小说中的入世思想中就包含有现代启蒙精神，也与现实政治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有直接关联；同样，颓废思潮也包含有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带有后现代文化的浓郁印记。甚至可以说，颓废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泛滥，其精神兄弟就是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方兴未艾。
反思：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对于新文学来说，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牵涉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来源。正因为这样，自新文学创始之日起，不断有人对此作过思考和探讨。鲁迅、茅盾、沈从文、王瑶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都专门发表过意见，近年来，又有郑敏等作家和学者进行深切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新时期小说与古典文学关系的思考，必然不可能只是关乎小说自身，而是必然要联系到新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联系到新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走向。
一、解放观念，以更开放的观念对待古典文学传统；
正如前所述，新文学传统一直以批判和疏离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对此，过于苛责前人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时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时代迫切需要去旧迎新，学习西方是它的首务。但是在今天，确实需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古典文学传统。
这首先与时代文化特点有关。今天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商业文化正在将整个人类文化纳入其轨道和规划中，在这一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文学也应该调整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彰显自己的民族个性。经过几千年的繁衍，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保持民族文学（文化）的特点，必然对悠久的古典文学进行重新审视，汲取其深在的民族品格和文化个性。“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20]闻一多的这段话虽然说于上世纪20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在对古典文学的思考中，需要对“现代性”概念作出新的思考。现代性是时代潮流，但是，是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性就是简单的进化论线性发展，已经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文学的现代性的问题尤其复杂。作为一种独特精神产品，文学的评价绝对不能以简单的进化思维来进行，文学不是现代一定胜于前代，而是各有特点和价值。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发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长的魅力，丝毫没有失去意义。
最后，还要考虑到文学的基本创作规律。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特别强调传统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21]确实，任何时代都不存在没有承继的创作，作家的承继不是东方的，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在这个方面，一个作家能否与传统（古典）文学建立深层的精神联系，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民族生活反映的深度，影响到其成就的高低，就新文学小说历史而言，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得益于古典文学传统，鲁迅、沈从文、茅盾、张爱玲、孙犁……几乎无不与古典文学保持有深刻的联系。反过来说，受时代文化要求，“十七年”小说对古典文学传统较多地疏离和批判，主要从民间文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尽管其创作也有其特点和成就，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艺术意境上却有明显不够[22]。借鉴前人，我们没有理由割断历史，对古典文学持简单的菲薄和拒绝态度。
与之相直接关联的还有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持续性问题。这一问题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则众说纷纭。我以为，作家传统文学修养的深厚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作家文化积淀的是否深厚，对民族审美传统体会的是否深刻，以及是否能够将现代艺术和传统（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作家创作生命力的长度，也决定其创作持续力。
二、以更科学的态度甄别和继承古典文学传统；
保持传统，并不排斥创新，并且也绝对不是完全追随传统，而是应该坚持科学地反思，有选择有甄别地看待和吸取。具体来说，我以为，应该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
首先，以现代精神为主导，侧重精神的吸收，不做简单的回归。中国古典文学内涵很丰富，其中有适应新时代者，也有落伍于时代、应该被淘汰者，需要有理性客观的取舍。从精神而论，入世精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有其积极价值，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而不知批判，就很容易失去文学应有的独立性，沦落为政治或其他的工具，必然会为时代所淘汰。新时期小说在80年代表现出的教化文学观念兴盛一时，却在90年代后迅速衰落，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辨析清楚对传统教化文学观念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形式方面也是一样。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以及传奇性、故事性等特点，都不宜作简单的回归。“新笔记小说”可以作为一个范例。它虽然曾兴盛一时，但却没有保持足够的生命力，并且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与其形式本身的局限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形式也许适合反映古代文人的生活情绪和奇闻逸事，却不能反映更广大的、迅捷发展的生活，也难以传达出现代的人文思想。我以为李庆西的话是有道理的：“‘新笔记小说’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小说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指导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23]同样，现代文学时期，废名的“诗化小说”也足以作为教训。他的《桥》、《莫须有先生作飞机》等作品完全走传统抒情文学的路子，忽略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特性，虽然个性独特，却失去了读者，并不成功。相比之下，沈从文对古典文学的态度更为灵活，融合的现代因素更多，成就也更高。
其次，立足于现实，立足于生活。传统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既存在于文学典籍之中，更存在于现实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中。离开现实去追寻缥缈虚幻，只能得到空虚而不是切实，也不能将传统活用，探询到既合于现实又蕴涵独特民族审美特征的道路。而且，传统是全面的，它不只是古典，也不只是民间和现实，应该是它们的集合。我以为，新时期小说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足。以语言为例。从基本方面讲，“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24]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古典文学的语言（包括文言文）作简单的否定和割裂，虽然它已经在生活中死亡，但它既有独特美学效果，又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语言发展都依然有借鉴意义。然而，简单地模仿显然是错误的，毕竟，这种语言已经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具有表达现代生活的直接价值。它必须融合于现代口语中，将生活语言和文言文的韵味结合起来。鲁迅曾谈过他小说的语言：“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大家能懂的句字，成为四不象的白话。”[25]事实上就是文言文与现代口语的有机融合。新时期小说中，贾平凹等作家对古典小说语言进行借鉴，方法不无意义，但却没有与现实生活作很好的融合，反而是有所隔离，显得过于拘泥和做作，我以为是失败的。此外，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李锐的《银城故事》等作品，尽管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和学习是有意义的，也有独到的收获，但也存在着为形式而忽视生活的缺陷。没有现实生活的真实血肉，吸纳了再多的古典文学因素，也只能是显得僵硬而不自然，其等而下者，则会流露出模仿和编造的痕迹。
三、深化与超越传统，寻找到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
传统不仅仅是被继承的，它更需要深化和超越。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鲜明个性，体现了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才能在整个人类文学世界中显示出自己的显著特点。这种个性既体现在题材、关注角度、艺术方法等外在方面，更是内在精神、审美特征的体现，是对生命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美学精神多方面的合一。只有形成了独特民族个性传统，才会抵达民族文化的深处，才能显示自己无可替代的特征。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传统个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有共同的关注和命运，世界性才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方向。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以为，文学当然要有对人类的、世界的关注，但是，任何的关注角度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也就是要通过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美学视阈表现出来。这种具体就是民族的（这里民族的含义与通行的民族概念要更扩大些，大抵是文化的含义）。只有民族的个性，才能体现文化的丰富，也才能真正抵达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处。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个成功的民族文学都有其独特个性。如德国文学的哲学性；俄国文学的神性；美国文学的世俗性等。如何对传统进行深化和超越，自然不是这里可以简单阐释清楚的，但在保持传统精神的基础上，与现代、与生活相融合，应该是其重要的前提。在这方面，日本现代文学是做得比较出色的。它很好地吸取了传统文学的精髓，又有丰富多彩的个人风格和生活题材表现，是传统与现实的融会，也凸显了日本文学的独特审美传统。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虽然个性不一，但他们共同体现了日本民族很多独特的精神，其审美中更可以看到《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子。
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继承和超越，我以为有两个特征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一是精神上的现实关注，二是美学上的诗性特征。中国文化以关注现实、缺乏超越性为特点，这当然有不足，有需要突破和创新的一面，但它并不完全是缺点而是其个性所在，对人类现实生存的关注并非不能抵达文学的深邃处（《红楼梦》就是显著的例子）。与其勉强放弃自己追随别人，不如自然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在继承中有所发展。艺术方面，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最成功、最成熟的文学体裁，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体裁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学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想精神，几千年的诗歌创作中融入了独特的生活和审美风格，凝集了独特的民族记忆和民族个性。今天，诗歌已经不是中国文学最典型的形式，但是，在小说等体裁中应该承继诗性的传统，作为自己个性的特征。当然，无论是现实精神还是诗性传统，都不是要求作家们作硬性的、简单的追随与对应，真正优秀的传统继承应该是如盐入水，自然而成，是深入其精神而非简单的外在形貌。
当然，新文学要实现古典文学艺术的现代继承，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我以为，有两个方面需要急切加强：一是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只有在拥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和艺术感悟力的基础上，才能深切体会其特点和个性，将它们转化到现代创作中。在作家的传统素养中，除了艺术层面，还应该特别提到哲学层面。中国哲学思想具有与西方哲学思想双峰并峙的独特价值，也深入地贯穿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中。如果能够深入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对于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深层次联系，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二是需要加强对古典文学理论的开掘和利用。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一直有学者在呼吁，但成就不大，我以为，应该加强创作和理论的联合。创作的借鉴是理论成功的前提，否则，理论很容易在自说自话中萎缩。反过来，如果能够对古典文学艺术作出准确的概括，对于今天作家的创作产生启示作用，就能够在创作中复活某些古典文学艺术传统。创作的再生才是真正的复活，否则，研究再多，也无现实意义，也依然是沉寂，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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