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最为重要的是三种素质，即：不为物役，不为人使；甘于寂寞，不求身外之名；要有自我批评和善于自我批评的博大胸怀。 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傅雷踊跃争鸣，畅所欲言曾发表《大家砌的墙大家拆》，竟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之一。他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位好心的领导想保护他，暗示他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些，傅雷却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榫，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 “文革”伊始，傅雷夫妇戴着高帽子，站长凳上，遭受了历时四天三夜的批斗。批斗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傅雷夫妇便自缢身亡。他们以生命捍卫了自己人格的尊严。
对于八股文凤，傅雷这样说道，“一个知识分子不善于思考，不勇于思考，感觉不灵敏，好奇心不强，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更谈不到钻研学问。何况思想懒惰与感觉麻痹还牵涉到遇事认真负责的问题，从而牵涉到人生观与世界观。”
对于艺术，人生，傅雷这样说到，“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
对于孤独，傅雷这样对傅聪说到，“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3]
妻子 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石西民：“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
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反右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的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
傅雷作为一个翻译家，别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经感动了数百万读者。
傅雷先生一生在文学、音乐、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多有建树，体现出勤奋、正直、热心、严谨、慈爱的美德，凝聚成了独特的“傅雷精神”。
好友 楼适夷：“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
好友 杨绛：“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画家 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