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它最早有可能出现于《明史》。《明史·卷二八三》（列传第一七一）载：“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当然，“学派”一词虽然最初有可能出现于明代，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学派”始于明代，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学派已初露端倪。中文古籍中不乏“学堂”（中文“学校”之旧称）、“讲堂”和“书院”的记载。凡有学堂、讲堂和书院之地，自然有“讲学”存在。世有“讲学”，必然有“讲学者”与“听讲者”存在，从而使得“讲学者”与“听讲者”两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和学问师承渊源随之而生，由此形成“师承性学派”势在必然。先秦诸子百家便是古代的一种学派，尤以他们当中的儒、墨、道、法四家所体现出的“师承性学派”特征最为显明。这种因出自于同一师门且学术观点相同的“师承性学派”，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乏其数。《辞海》“学派”词条解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指的便是这种传统“师承性学派”。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同样，因以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或某一社会，或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或曰“地域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或曰“问题性学派”，例如近代后西方经济学界相继涌现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瑞典学派、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等“地域性学派”以及重农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等“问题性学派”。
综上可见，东西方学派的形成，大致有赖于三种因缘：即师承、地域、问题，因而大体上可归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者互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绝非泾渭分明。中国古往今来的这些学派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皆为“汉学派”（以汉学为研究对象）。而当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一地域由一群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的草根学者形成的地域性“八桂学派”的横空出世，终于打破了自古以来“汉学派”独领风骚的局面。（摘自黄现璠研究专家陈吉生教授撰《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一文，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