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双百”活动中,制度比意识重要-辩论稿

我们电力公司团委开展了“百问百查”青年专题辩论赛,我是正方辩手,辩题是——“双百”活动中,制度比意识重要!我非常迫切需要这方面的辩论稿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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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wxz0722朋友,但你转发的原文标题正好是反方的啊!

中国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意思就是说,没有规则(即制度)的约束,人类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这样一个朴素而重要的思想,可能没有人会认为它不正确,但它却一直在生活中被人们不应该地忽视了。
何以有如此一说?比如我们历来反对腐败,可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没能有效遏止?社会学家可能把它归结到官员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但是,这只是表象的,真正的原因还是只能到制度里面去找(其实道德本身也是由一系列不成文的制度构成的,道德水平下降即意味着道德作为制度安排对人们的约束能力下降了)。当一个社会中腐败现象蔚然成风,只能说这个社会的制度对腐败行为缺乏约束,仅仅批判腐败官员的职业道德品质而不探求制度本身的缺陷是不可能有明显成效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句名言:“你要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我的卧室,又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离开我的卧室。”同样,在一个有利于腐败滋生的制度安排下,要官员们操守道德何其难也!如果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约束官员根本没有腐败的想法,那么我们根本不必辛苦地教导官员们要操守道德。
所以,让大众和公共管理者明白制度的重要性是经济学家的又一个重要责任。
为什么说制度是重要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经济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一个人产生不同的激励,从而导致他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经济学家Sam Peltzman的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60年代后期,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生产的汽车必须配备安全带。这项法律旨在提高驾车的安全性,但是它也改变了对人们的激励。安全带法律降低了驾驶员生命面临的危险,导致他们可以更放肆地开车,结果是这些法律减少了每次车祸死亡的人数而增加了车祸次数,净结果是驾驶员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对于公共政策设计人员来说,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就在于它对人们提供的激励是不是跟预期的效果一样。政策是正式的制度安排,政策的设计实际上就是进行游戏规则的设计,是以制度来激励(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经济学原理指导政策设计的核心问题。经济学著作浩若烟海,但经济学对于现实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对政策设计是重要的:制度的改变就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改变,从而人们行为改变。比如,国家宣布对超生孩子罚款,人们就会少生孩子;国家宣布对科技发明进行重奖,就会有更多的人献身科学研究。
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制度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是社会成员相互博弈的结果。社会成员的博弈可能存在无数的均衡,一项制度的确立是其多种可能出现的均衡中成为现实的那一个结果。人们的博弈是随时且无限期地在进行,所以制度本身也不断演变,从而可能形成一个制度演化的路径,它代表了人类生活规则的历史。制度的确立必须是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又进一步使制度得到自我强化。比如,如果一个社会50%以上的司机赞同“靠右行”作为交通规则并加以遵守,那么“靠右行”才能作为一条制度被确立,而这条制度的确立将使越来越多的司机遵守“靠右行”,于是这个制度被强化了。
但是要指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应该理解成社会成员的谈判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数量。比如一个国家统治者可能是少部分人,但他们掌握政权和暴力机构,从而有更大的谈判能力,因此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主张发展成制度。这如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法律作为制度虽由小部分人制定却是非常强硬的,原因在于法律依靠国家暴力机构作为后盾;道德作为制度虽然常常由大众在自由博弈中形成,而其约束力却不如法律有效。这也可以说明,有组织的决策产生的行为将比分散决策产生的行为更具建设性或破坏力。生活中官员的数量少而百姓数量多,但是百姓怕官,就是因为官员是有组织的,百姓是没有组织的。为什么雇员要成立工会,雇主要成立雇主协会,原因就在于试图增加自己的谈判能力,使己方的行为对谈判局面更具影响力或支配力。为什么贸易保护有损国民福利但仍然会存在,甚至甚嚣尘上?原因是那些从贸易保护中获利的集团容易团结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被损害的消费者却因为“搭便车”问题不能解决而一团散沙,缺乏谈判能力。
也许我谈得太远了。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制度的重要性。制度于人类的重要性还可以由一个猜想来理解。假设在人类之初的蒙昧状态,人类也没有制度来约束行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将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当然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幸福为何物,但他们出于本能会追逐自己的利益),知识的缺乏使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如何协调相互的利益和行为。正是经过漫长岁月相互残杀、斗争的切肤之痛,人们逐渐认识到行为的交互性而建立起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知识的不断积累成为制度不断改进的动力。是知识和制度使社会秩序得到建立,使人类越来越走向文明。
当人类不断建立起各种制度、不断改变各种制度、不断创新各种制度的时候,各种制度的综合就形成了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体制,它由各种规范经济行为的制度构成。财产权利制度就是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事实上,财产权利制度常常被看作经济体制的基础。公有的经济体制和私有的经济体制就是这个基础上两大对立的体制。
我们讲制度的重要,最典型地就可以反映到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上来。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诺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萌芽在荷兰,就是荷兰较欧洲其他地区更早形成了私有财产权利制度。张五常去年在华中理工大学就作了一场《产权为何重要》的精彩演讲。他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同将导致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从而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和绩效也会改变。
其实经济运行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且应该归结到体制(制度)的问题。我们常常提及人才外流,譬如高级和优秀的人才到国外、到外企等。一些评论说那些离去人们失去了爱国热情、缺乏奉献精神,评论者不知道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是有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愿意留在国内企业工作,十倍的年薪都不足以将他吸引到国外企业,但是如果是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呢?人才流失显然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爱国主义、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的问题,它更与报酬体制相关。又比如中国为什么缺乏企业家精神?我曾看到一本数十万言的专著讨论(中国)企业家精神,但我对它不以为然,因为它没有接触到最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固然与教育、经济等相关,但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我们尚没有一套培育企业家的体制,比如竞争的企业领导体制和与风险责任相对称的报酬体制。中国要培育企业家精神,首先应建立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比如企业家市场制度。再如国有企业改革,我们曾经尝试过许多方法,当逐渐接触深层次问题之后,我们还是必须进行体制创新。
我们希望国家富强,实际上富强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的制度安排1)能够激励人民求富2)能够保证人民有自由求富的权利,我们就会走向富强。“干好干坏一个样”挫伤人民求富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反对平均主义;非法敛取钱财破坏求富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反对贪污腐败。除却战争和自然灾害,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政策等制度安排挫伤了人民的求富积极性,一定就是它的制度安排没有保证人民自由求富的权利。在中国,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妨碍自由求富的制度安排,比如行政过度地介入经济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国家对某些政治强势的行业(企业)的垄断熟视无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体制创新过程中需要逐渐革掉的。
最后我还想补充几点。其一是制度起源于降低交易成本,有的制度很好,但实行它需要太高的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所以人类许多美好的设计最终还是乌托邦似的构想;其二是制度具有路径依赖,即制度存在自我强化和惯性,我们常常看到,一项制度并不好,但它还是延续下去了。由于搭便车行为,许多制度创新并不总在最佳的时刻进行,而是在那以后,情况非常糟糕终于到大家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进行;甚至,也可能人们“以滥为滥”,谁也没有信心和兴趣去改变这不合理的制度,于是出现制度“锁定”(Lock in)效应,最终大家在腐败没落的制度中消亡。人类最初的二十几个文明最后不少都销声匿迹了,与制度锁定不能创新密切相关。记得经济学家汪丁丁说过,当一个民族面临制度锁定效应时,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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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8-25
从《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看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
作者:蒋万胜

原文发表于《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60-61,111页

虽然介绍诺思的著作不少,这些著作都对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做了介绍,但要深刻研究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思想,我们不得不研究诺思的《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美]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读这篇篇幅不算太长的文章,我们首先会为他对问题论述的清晰性折服。在这篇短文中,他分“制度和交易成本”、“适应性效率”、“现代技术和组织”、“适应性效率和现代技术”、“意识形态、选择和适应性效率”五个部分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几个部分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递进关系。他用这种方式研究了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论文一开始,他就开宗名义的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P109)从这句话看来,他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否则就不能说制度与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可见,在这里意识形态不是制度的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这里并列。那么他的制度内涵是什么呢? “制度由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正规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政治组织所改变,而非正规制约的变化就很慢。两者最终受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所左右。这些认识不断地决定着人们在正规规则和非正规制约中所进行的明确选择。”(P109)在这一段话里他论述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各自的特性和关系,指出世界观(“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在背后“左右”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化,决定着人们对规则选择的取向。那么这种世界观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他所指的世界观应该就是意识形态。制度由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那么意识形态的位置在哪里?意识形态就是那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我们在这里还不敢下结论。从下文他关于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四个变量之一是意识形态我们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的因素,并不必然和制度有直接的联系。

他认为:“制度(与所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P109)这里他指出了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作用机制——以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为中介,而且这种作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技术。

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P110)从诺思对制度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制度设计论者,或者是理性建构论者。他认为在影响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主要有四个变量决定:“第一是在交换中衡量物品和服务的价值属性或代理人绩效的费用。”(P110)“第二变量是市场规模,市场大小决定了个人的或非个人的交换是否可以发生。”(P111)“第三个变量是实施。”他指出,“如果我们保留财富最大化的新古典假定,那么这三个变量将单独决定交易成本。”(P111)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并不是仅仅追求财富最大化,人们还追求社会声誉、生活稳定等目标。所以,第四变量——意识形态就会很有必要被引入进来。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选择中发挥作用,而且也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的关键。个人如何看待游戏规则的公平与公正,明显会影响绩效。”(P112)他认为“有效率的市场是一种能进行低成本衡量和实施合约的制度结果。这需要由鼓励适应性效率的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的实施来实现。”(P112)他用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来代表非正式规则或制约,“这种非正规制约使得人们在每天进行交换时不用随时随地精心思虑交换条款”(P123)。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现实生活地体验也逐渐地形成了对事物的直觉判断和洞察力能力。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诺思在讲交易费用的决定变量时,认为“意识形态和洞察力(作为第四个变量)将起作用”,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他只分析了“意识形态”,而没有分析“洞察力”,为什么?这是译者的笔误吗?

“适应性效率规则能够为获取知识和学习提供激励,能够诱导创新,鼓励冒险和创造性的活动。”(P112)“合约如何有效地被实施是经济绩效最重要的一个维度。”(P113)

在“现代技术和组织”和“适应性效率和现代技术”两个部分中分析他在本文开宗明义所说的“制度(与所利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里面的“技术”因素。当然这里的技术是指“现代技术”指19世纪以来的技术,而“19世纪的技术革命”引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诺思认为“第一次并不十分清晰的经济革命是农业的发展,被认为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第121页注释)。)用于描述经济系统三方面的显著变化:“(1)社会生产潜力的变化,这是(2)知识储备的本质变化的结果,同时还包括(3)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方面的本质变化。”(P114-115)它主要从社会生产潜力、知识储备的本质、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三个方面来描述经济革命的。新技术的一个特性是它“使得生产过程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之间密不可分。总的含义是,能充分利用这种技术的经济,表现为收益递增和高经济增长率”(P115),新技术的另一特性——“要求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率,其使用期限长但转移价值低”(P116),最终导致了许多组织上的困境。这些困境表现在:“第一,需要更多的资源用来衡量产出的质量、分类、分级、贴标签、注册商标、担保和发放许可证。”(P116)“第二,团队生产具有规模经济性,但却以工人的相互扯皮和规避责任为代价。”(P116)“第三,无论是企业内(如劳动者与雇主间)还是企业间的契约行为,来自机会主义行为中的潜在收益将导致策略性行为。”(P117)“第四,大规模的等级制的发展带来了类似于官僚主义的问题。”(P117)“最后是外部效应。”(P117)

“建立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是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复杂过程。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就是正式规则必须由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率的实施加以补充,才能产生出这种市场。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正式规则,补充什么非正规制约以及实施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我们解释周围世界的基本框架。”(P118)

“我们用来解释环境的主观模型,部分是科学知识传播和增长的结果,部分是每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被社会化传播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讲,前种类型的知识决定人们的选择,而工具理性方法在分析经济绩效时是正确的。但从人类社会化的起始看,人们已经用神话、禁忌、宗教和教义来理解他们的环境,这不同于科学的解释,但一直在这么做。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资本存货’,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文化提供了一个基于语言的概念框架,破译、理解和表达来自于大脑感官的信息。因此,文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作为制度框架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配作用。”(P120-121)在这里我们看到诺思力图吸收“社会资本”的内涵,将文化看作“资本存货”,文化对正式规则和非正规制约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人们用来作出选择的不断变化的主观模型是由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即不同 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观念、当前制度框架所施加的非正规制约以及所看到的与所预测的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P120)

“新的稳定均衡是能够带来新的非正规制约(习俗、行为标准和自我实施行为)的均衡,这种非正规制约能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新设计的正式规则是一种补充。”(P121)

他在本文中两次提到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一次是在论述适应性效率时,他写道:“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无人知道如何正确解决所碰到的问题。因此,规则应鼓励试验和消除错误。”(P113)进而他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分散决策”,善于“从错误中学习”,“规则必须包括破产法,激励人们分散决策,建立有效的竞争市场,以及能低成本地衡量产权。”(P112)第二次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时,他指出:“过去一个世纪的知识积淀,包括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的不同看法,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并因此影响行为者的选择。”(P120)那么在诺思眼中,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此,还必须从他在其他地方的对哈耶克评述加以考察。
第2个回答  2007-08-24
制度是定植出来后去严格要求别人的,有了要求,别人才会有意识。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那别人就不会有更深的意识,就拿杀人来说吧。没有制度,杀了人可以逍遥法外。虽然他有意识是错的,但是拿他没办法。莫非你又把他杀了来解恨;而有了制度,他的意识就会变了,杀人犯法,又不得别人来寻丑,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说回来就是,意识就是知道有错,但是不知道后果的严重。而制度就是让你知道有后果,让你有想法也不能去触摸。
第3个回答  2007-09-03
哼,我是反方,如果你是东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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