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从1919年1月到1922年2月间分别在凡尔赛和华盛顿等地签订了一系列瓜分世界的条约。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是以这一系列条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多极力量并存的国际新体系。它的形成标志着帝国主义国家经过一战的洗礼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体系仅存在了20多年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破,并随之而解体。
根据19世纪的经验,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缔结和约的办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一战对战前世界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与冲突,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并且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形成一些共识”,而这些共识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的基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英、法、意、日这五个战胜国各自不同的掠夺和争霸计划妥协的产物。“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列强坚持‘强权即公理’,他们凭借实力和特权,共同对战败国及弱小国家进行掠夺;另一方面,主要战胜国又为各自的掠夺和争霸计划,尽力削弱对手。他们之间勾心斗角,激烈争斗。”同样,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也是战后英、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角逐的结果。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战胜国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所划定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是美、英、法、意、日等列强为建立各自的霸权而进行分赃的产物,它是战胜国列强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在斗争和妥协中建立,又将在矛盾中削弱、崩溃,而华盛顿体系只是凡尔赛体系的继续和发展。“凡尔赛体系是在承认英法占优势的基础上,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关系;而华盛顿体系则是在有利于美国的基础上,调整了诸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政治和争霸战争的产物,是协约国分赃的产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帝国主义国际和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具有浓烈的大国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的色彩。它对战败国进行骇人听闻的掠夺和奴役;它给殖民地人民套上了新枷锁;它把矛头直接对准苏维埃俄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完成了战后列强之间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资本主义列强继续剥削和压迫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因此,资本主义大国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依然存在。该体系不但没有消除列强间的矛盾,反而因分赃不均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复杂,从而注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必然崩溃的命运。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一战后形成的极不稳定的基本力量平衡的基础上,恶化为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矛盾、战胜国与苏俄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解决,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激化,并最终化为不可阻挡的力量爆发出来。因此,他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战。
战争的罪责问题、赔款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遗留问题对战后国际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罪责问题上,一战本来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挑起的,罪责本应该由两方共同承担。但战胜国最终却把罪责归之于战败国,这必然引起战败国的强烈不满。如德国就从未真正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凡尔赛条约充满仇恨。在赔款问题上,德国虽然被迫接受赔款要求,但却抱着“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并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待赔款。1923年由于赔款问题而导致的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引发了战后一场尖锐的政治军事危机,并使欧洲几乎到达了战争的边缘。至于欧洲安全问题,由于没有得到美国的保障而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的洛迦诺公约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仅是一个国际体系,但从这个国际体系中可以折射出更多的历史意义。每一次战争结束后,基本上都会签订一些条约,这些条约不仅是战争的结果,也反映了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是如此,其所带来的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凡尔赛—华盛顿战略格局的演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一演变过程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一、国际战略格局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呈现出动态的、渐进的运动过程和周期性变化规律;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既是战争的根源,也是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力量,一战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争霸的产物;三、围绕经济利益的争夺是战略格局演变的内在因素,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参与国际政治的首要条件。由于英、法、美等国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同盟国集团,因此后者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四、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注入活力;五、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结果。美国就是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通过一战而跌身于欧洲事务。
参考资料: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