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40年代的文学思潮，更多的是关注延安文学，正是它决定了以后中国文学的走向。除延安文学外，还有其它文学思潮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抗战初期的文学思潮，即1930年代的最后几年，少有异声存在。当时的作家几乎都成了“民族主义者”，都集中统一于抗战的大旗之下。文坛上不会出现“只有苏联是我们祖国”的声音，尽管有“两个口号的论争”。冯雪峰于抗战时期脱党两年，是因为他接受不了一些共产党员纷纷去国民党政府做官。只有此时，作家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对“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恰恰来自刚刚被收编的左翼作家。他们借助官方进行“公报私仇”，批判梁实秋。郭沫若即是一例。而不是来自官方的宣传部门或文化官员。
此时的文学风格与文学面貌因为抗战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为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必须走向通俗，必须大众化。这里，要强调一点，即对“大众化”的误用。大众化本就不是用来形容文学风格的，而是用来描述立场问题。所谓的大众化，即是知识分子“工农兵”化。因此，应该将通俗化与大众化区别开来。
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可用“民族化”和“大众化”来概括，出现了“民族形式”的讨论。
葛一虹与向林冰成为不同观点的代表。向林洋的态度与陈伯达、胡乔木的基本一致。
1930年代，左翼文学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瞿秋白否定五四文学，提倡全新的革命文学；冯雪峰则是另一种态度，他不愿彻底否定五四和鲁迅，但却愿意彻底否定胡适。他想继承并超越五四，把革命文学解释为五四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周扬尽管与冯雪峰个人关系不和，但他继承了冯雪峰的观点。而实际上，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并无多少联系。当代文学的源头是延安解放区文学。冯雪峰只是不愿割舍五四，放弃五四文学，才把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牵强地结合在一起。
到了延安文学，要求文学的尺度是“大众喜闻乐见”，这样必然要排斥欧化。而五四文学与知识分子都是“西化”的产物，因此也必然在被排斥与批判之列。
当抗战进入1940年代以后，尤其是珍珠港战争爆发后，文坛上固有的矛盾变得明朗起来。此前，民族主义作家也好，左翼作家也好，自由主义作家也好，尽管所主张的立场不同，他们分别主张民族的立场、阶级的立场和人的解放的立场，但还都能够聚于“抗战文学”的大旗之下。皖南事变及珍珠港事件后，抗战必然胜利已为大家所共知，马上涉及到的是如何刮分胜利果实即“由谁来摘桃子”的问题。政权利益分配已经提上日程，作家的分化也势在必然。
抗战尹始，热血知识青年纷纷走上前线。但国民党政府确实让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青年们失望。韦君宜曾说：是国民党把当时的青年逼到了延安。丁玲等作家怀着希望去了延安，但到后却大失所望。在这里，并未找到她们所希望看到的民主、自由、平等，实际上“抗战民主根据地”并不民主。当时的延安报纸控制得还不是特别严格。宣传部长是张闻天。丁玲、王实味等人便写文章揭露延安的阴暗面。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为10：1，男女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同学们去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就会知道。当时的延安在精神上排斥西方，但在生活上却并不排斥西方，如跳交际舞等。当知识分子将这种不满与失望表现出来时，毛泽东很生气，结果王实味身死，丁玲因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而得到保护，萧军则逃离了延安，去了东北。民间的文学成为工农兵文学的主要形式，如赵树理的创作。但民间的文学尽管新鲜活泼，但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大国庙堂的需要，在建国后，赵树理仍受到批判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1950年代，文学风格越来越政治化的时候，赵树理的作品遭到批判是必然的，而柳青、梁彬等的作品则成为最受欢迎的典型代表，文学的政治化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意味着走向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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