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利弊，必须先分析科举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如何消亡
科举的发展简史
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官吏选拔的制度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确立的。官吏选拔制度，又称仕进制度。“仕”即做官，“进”即进阶、进身，“仕”、“进”合起来就是进身为官之意。如果将原始社会推举首领也列入其中的话，可以说：
原始社会实行的是任人唯贤的方针；
奴隶制时代实行的是世禄世官制；
封建社会多有变化，战国时期实行军功与养士制，汉代实行“乡举里选”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
自隋至清 (606~1905年) 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它们间均有渊源关系。
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那个时代的要求，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隋唐以前，军功地主、世家地主和门阀地主相继居于统治地位，因此，适应他们政治要求的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基本上是以血统、门第与财富作为选官的主要标准，选官的权力也操纵在世族豪门手中。
这种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的选官制度，与隋唐以后日益壮大的、毫无世袭特权的官绅地主、庶民地主的政治要求发生了尖锐而激烈的矛盾。
科举制度就是为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出现的，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科举制自隋朝建立，中经唐、宋，至明、清前期达于鼎盛，再到清末灭亡，其间长达1300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因此又是有生命力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文化领域和专科学术的兴盛、繁荣与发展。
科举制度以其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特色，使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并在1300年间培养了大批官吏，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如白居易、王维、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海瑞、张居正、魏源等。
北宋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和明朝张居正的改革，都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有促进作用。而张居正的变法更推动了当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海瑞是一个连皇帝老子都敢批评的清官，直至今天人们都把他看作是清正廉洁、敢于与邪恶势力斗争的象征。
文天祥是南宋的末代状元，他在与元朝统治者的军事斗争中兵败被俘，坚决拒绝元世祖忽必烈和蒙古贵族的多次诱降，临就义前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成为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宋代是词创作的繁荣时期，而元代则是散曲创作的发展时期。这种情况的形成，均与科举制有重要关系。
唐初试进士用策论，策论在当时已是一种很讲究声律对偶词藻的骈文，与诗的技巧十分接近。唐高宗之后以诗取士，作诗既成了士人的投献之礼和日后进身之阶，这就必然促使他们将自己的主要心血浇灌于诗的创作之中。
相传，唐德宗时，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拿着自己千锤百炼的诗文谒见著名诗人、官吏顾况。顾况见自己面前的这个士子不足20岁，且貌不惊人，颇有轻视之意，又见诗文封面“白居易”三字便戏谑地说：“长安米价贵，要在这里 ‘居’是不 ‘易’的。”及翻看诗文，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拍案叫绝，马上改口说：“能做如此好诗，不但在长安，且在任何地方 ‘居’都是 ‘易’的。”其实，像白居易这样著名的诗人和流传千古的诗篇是很多的。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就有2200多个诗人创作的近5万首的诗歌，诗体大备，风格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光辉的独特地位。
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文人垄断了政权，他们身上官僚化的程度极强，因此诗歌在科举政治影响下多言理、少言情，带有很多的说教气和道学气，这就刺激着一门新的专以抒情的文学体裁——词大大地发展起来。
宋代著名的词人辈出，词作不仅抒发了一些悲欢离合、男女爱情的感叹，更充满着慷慨悲壮的忧国忧民激情。大家熟知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词《满江红》就是其中的名篇佳作。元朝科举规模狭小，录取的汉人士子数量少，使大批儒生既求仕无门，转营工商又非所长，于是走上同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从而促进了散曲的成熟和兴盛。
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大批儒臣文士 (其中有不少状元和进士) 编辑和刊印了许多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即是。这三部名著的纂修，既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又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为后人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成果和资料，有利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
清代取士重于书法，促使书法界百花齐放，更加丰富多彩。清人的篆隶书法，超越了前代；楷书承袭了唐、明两代的遗风。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工于书法，尤精小楷。时人有“大楷学颜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小楷学刘 (刘春霖)”的说法，这也已为现代学子所熟知和习用。
科举制度的另一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各种弊端
科举制度既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那么它必然会与封建社会一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各种弊端。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在宫门前看到新进士们有秩序地排着长队进进出出时，不禁拍掌大笑说：
“天下英雄入吾彀 (音gòu) 中矣！”(彀中指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
这充分证明，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笼络读书士子和一部分贫寒百姓的绝妙办法。如果说，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唐宋两代能够培养许多杰出人才的话，那么，随着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衰败阶段，就成为统治者维护旧的封建秩序、抵制社会进步的一种工具了。这时，可以说科举制度坑了国家，坏了学术界，毁了人才。
科举制坑了国家。科举制度产生之日即重文轻武，对自然科学技术采取轻视、贬低的态度。唐朝设有明算科，但由于出仕前途渺茫而根本不被重视；明朝初年一度把数学作为考试内容之一，但很快又将其取消了；清圣祖康熙帝嗜爱自然科学，从传教士那里学习天文、历算等知识，又亲用科学仪器测量水势，令人制造火器，但他却不将自然科学技术列入科举考试内容，相反却一味信赖祖传弓马惯技。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自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后，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迅速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他们为了寻求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时刻想要叩开中国大门。显然，一味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出身的官吏们是应付不了这种形势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腐朽的清皇朝遭到了惨重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主权几乎丧失殆尽。
科举制坏了学术界。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向来是中国的优秀史学传统之一。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一次，齐国的执政大臣崔杼杀死了国君。太史据实书写此事：“崔杼弑其君。”崔杼一见大怒，立即将太史杀死。太史的弟弟重新书写，崔杼警告他：如果你不抹掉此句话，你哥哥就是前车之鉴。太史弟弟因断然拒绝而又被杀了头。
太史的另一个弟弟依然照写不误，崔杼终于被太史的正义感震慑住，不敢再挥屠刀了。南史氏在家听说太史阖门被诛，很是气愤，于是不顾身家性命，抱着竹筒前往宫中，准备继续书写，半路上得知真相方才作罢。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变。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纷纷批判封建君主。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后人据《日知录》卷十三而概括的话) 唐甄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他们的言论虽然没有否定君主专制政治，却意在抑制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具有早期启蒙思潮的性质。
康熙初年，江南名士陆圻因《明史》案被株连，锁解京师前告诫他的儿子：
“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
是啊！如果终身不读书，确实落不到今日如此可悲的下场。这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此后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一个接着一个，被祸之惨目不忍睹，广大士子真是噤若寒蝉。他们不敢撰写明清历史，更不敢总结历史，以史为鉴，借史抒发自己关心国事、忧国忧民的情怀。于是，他们把精力纷纷转向整理古代的史籍，以考证史事、订正谬误为职志，使学问陷入了空疏、泥古、复古的歧途，回避了社会现实，脱离了政治。直至清中叶，学术界成为一片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的局面。靠科举或其他方式爬上高位的臣僚们，在文字狱的淫威下，完全成了一群因循苟且、俯首帖耳、阿谀逢迎、蝇营狗苟的无耻无能之徒。道光时期，军机大臣曹振镛受帝恩遇最隆，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宰相。他的弟子一日向其求教为官之道，他竟回答说：
“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靠这样的人治国，国家焉有不败不衰不亡之理。
靠这样的人治国，国家焉有不败不衰不亡之理？
也正因为这样，科举制度的弊病又使一些进步的读书士子擦亮了眼睛，成为反封建专制制度的闯将和革命先锋，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鲁迅 (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在封建家庭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成人。光绪十九年 (1893年)，周家因科场行贿案发而败落下去，家庭的变故，成为鲁迅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中看出了科举制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真面目，从内心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页)，逐步变成了封建社会的“逆子”、封建地主绅士阶级的“贰臣”。他以笔为刀枪，勇敢地向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冲锋陷阵。
科举制度培养了封建社会的批判者和掘墓人，这虽然超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和意料，却是历史辩证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