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到死亡，只有几天时间，这一家人完全不像刚失去了宝贝儿子的样子。我们不由地要问：这种心态真的正常吗？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变成虫，但是他们的家人是否也会出现上述的荒诞心态呢？如果会，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我们来看看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后的主观感受：失去语言能力、行动不便、食欲减少、需要人照顾。现实生活中什么情形与之最接近呢？那就是生病。卡夫卡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的，产生“虚实相照”的效果。具体到这个文本，人变成臭虫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家人对待这个事件的反应是真实的。当一个人从顶梁柱变成绝症病人，他的家人最初一定会很关切、很同情。但当病人逐渐丧失各种能力，当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时，家人的厌烦和埋怨就自然会产生。而当病人成为家人开始新生活最大的障碍时，家人甚至会为他的消失而高兴。
我们绝对不会变成臭虫，可我们绝对会变成病人。如果我们最亲近的人会如对待臭虫一样对待我们，那将多令人绝望啊。卡夫卡作品及荒诞派文学的主要思想就是反应人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荒诞。
现实中的我们受到文化、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是不会轻易表现出这种异化的。卡夫卡为了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已经异化的真相，而采取了变形这一“荒诞”的手法，将人物打出常规。
故事中共存在三种“变形”:
首先是生理的变形，格里高尔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臭虫。
其次，在生理变形背后是更深的心理变形，格里高尔是家和公司的挣钱机器，他个人的内心无人关心，他无比渴望摆脱沉重的生活。
第三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变形，就是他变成臭虫之后跟社会、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颠覆了，让格里高尔得以前看到了人与人关系的最阴暗的一面。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妨进一步联想：卡夫卡为何让格里高利变成“甲虫”？如果变成了一只猫或者一颗植物会怎样？
各种版本的中译本都译成“甲虫”。原文中用的是德文Ungeziefer一词，意为害虫、臭虫、蟑螂、肮脏的动物。英译本对应的是vermin['və:min]，意为害兽(尤指体小的)、害虫、害鸟、体外寄生虫(虱子等)；可引申为令人讨厌的家伙、歹徒、坏蛋、害人虫。
日本学者平野嘉彦，他在自己的著作《卡夫卡——身体的位相》也集中篇幅论述《变形记》，说它表达的“是由人退化成‘毒虫’，蕴含了使所谓生物‘进化’逆转的倾向性”这里的人集中指犹太人。他认为这篇小说渗透有对于犹太人血泪史的展示，即这支民族一直以来命运多舛，被歧视，被边缘，毫无权利保障。平野嘉彦的突出特点是他认为将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翻译成“毒虫”更确切。这种论断的深度无疑不是一般学者能够企及。
由此可见，中译本的“甲虫”实在太中性了，可以说完全丧失了原文中一个成年男人大小的臭虫、蟑螂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力。如果不是变成一种令人无法直视之物，而是变成小猫小狗、花花草草之类，就不会吓到秘书主任和房客，其家人的异化就不足以暴露出来。
但是，如果变成小猫小狗就能接受，那么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话题：我们到底是通过肉体还是精神来认识一个人？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灵魂。庄子在《德充符》中写到的母猪的故事。孔子对鲁哀公说：“一群小猪在吮吸刚死去的母猪的乳汁，不一会又惊惶地丢弃母猪逃跑了。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同类已经死去，母猪不能像先前活着时那样哺育它们。小猪爱它们的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支配那个形体的精神。”由此可见，庄子（孔子？）觉得精神是决定本体的最重要的因素。
可是当我们再看东方的白蛇传故事。当白娘子变回白蛇时，许仙被吓死了。身为女子和身为白蛇，其精神并没有变化，许仙为何认不出呢？《大话西游》中紫霞的灵魂被移魂大法转移到猪八戒的身体里，至尊宝纵使知道，但仍然无法直视。日本电影《影武者》中，几个家臣秘密找出一名面容酷似武田信玄的盗贼假装急死的信玄以稳定军心，并震慑住虎视眈眈的织田、德川、上杉等豪强。而东野圭吾的《秘密》更是将变形和伦理结合了起来，当去世母亲的人格转移到女儿身上时，身为父亲的人到底该怎么面对？而在西方，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和好莱坞电影《变脸》都用变形制造了很多精彩剧情。
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决定你是你，我是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是肉体还是灵魂？
今天我们认为卡夫卡写出了二战后欧洲人的普遍的生存困境，同时我们更应该知道卡夫卡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描写全人类的困境，他的本意其实是想记录下自己的个体生命所遭遇的处境。卡夫卡的写作堪称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发表，不是为大众，也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他一生视写作为生命，但生前却只发表过一些短篇，临死时还立遗嘱要朋友布洛德将自己的手稿全部焚毁。他的朋友没有遵从遗嘱，而是把手稿全部整理出版。由此才有了今天的卡夫卡。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容易受到伤害，常陷入自卑，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源于他的父亲。
大约1919年的时候（《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卡夫卡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篇幅很长，3万字左右，比《变形记》稍短一点。他在这封信里谈到一个细节，说当时德国有个犹太演员叫洛维，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非常喜欢这个演员，把他当作朋友，但是他的父亲知道后就骂这个演员是甲虫。他在书信里也多次谈到，卡夫卡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只甲虫。比如说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回应他写的信: 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卡夫卡想象他的父亲把他当作甲虫，不仅蜇人，还吸血。显然，卡夫卡父子的关系对他创作《变形记》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在书信里他想象父亲是一只大脚，随时可能把他踩扁，这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能突然某一天就没有了，彻底地被粉碎、毁灭，人变成孤立、脆弱的个体。
瓦尔特•H•索克尔在他的《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刻地揭示出此文本的主题，即是格里高尔通过变形来反抗父亲，来避免惩罚，但是却适得其反，“变形便把反抗与惩罚两层意思联系了起来。因为，可怕的形象使格里高尔能吓跑秘书主任，但面对愤怒的父亲却失了效，使他变得软弱无助。变形更深刻的含义与其说是反抗，勿宁说是受罚。须知，父亲转眼间便把格里高尔对秘书主任的胜利变成了可悲的失败。”
以变成甲壳虫后的格里高尔三次出房门为分界点，纳博科夫将故事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格里高尔具有虫的本能，但人的感觉占主导地位；第二部分人的感觉开始让位虫的统治：格里高尔逐渐丧失人的味觉、人的视觉、人对生活的追求等等，逐步积累虫的特性；第三部分格里高尔的虫性完全战胜人性，虫性开始传染父母和妹妹，最后格里高尔死去标志着虫胜利的到来。
纳博科夫还精准地绘制出萨姆沙家庭的布局：以格里高利的房间为视觉的中心，墙的三面有门通向这里，左边是起居室，中间是父母的房间，右边是妹妹的房间。每一次格里高尔试图进入客厅都会遭到无情的攻击与驱赶，从健康变成身负重伤，最后走向死亡。这个温馨热闹的起居室从黑暗肮脏的格里高尔房间看去，俨然就是一个天堂，但实际上却是十足的地狱。故事的视角基本上是格里高尔的视角，无论其他位置的变换，但读者视觉的焦点始终都在格里高利居住了五年的房间里。由格里高尔的房间窥见其他的房间，知晓变形后家庭生活点点滴滴的变化。这一点在家人知道格里高尔还留在家里未去上班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前面传来的是母亲温柔的关切问候，父亲在左侧用拳头敲门，不停地催促， 妹妹则在右边用悲哀的声音求他开门。不知情的三个人用合符各自个性的方式环绕着变成虫的格里高尔催促他，形成一种包围的压迫感。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师，《变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本书中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天赋之所在。读《变形记》，有一种思维的乐趣，有一种睿智的感觉，思想上的所得显然多于心灵的收获，能从那极度的变形与夸张里体会到生命的悸动与冲突。本书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卡夫卡的思想深度与创造特点，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变形记》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甚至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看来，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卡夫卡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既有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像"。所以如果我们联想一下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当我们自身的存在被一些谁也无法预料、无法逃避的境况所决定时，生活的荒诞与这个故事的荒诞就有了一种比拟的联系，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尖锐了：当我们突然无法动弹，在完全无能为力，丧失了人的一切自主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卡夫卡的小说带出了我们深深的疑问。显然，在如此荒诞的突变中，卡夫卡敏锐地觉察到现实生活某些带本质性的问题，才用这种象征、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加以表现。卡夫卡冷峻的眼光聚焦的是"真"。在他看来，"真"若要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于是《变形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丑陋的意象，卡夫卡毫不客气地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似乎他觉得丑就是丑，甚至根本没必要用美作为小说结束之前的一点安慰。所以，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卡夫卡也没有让这些丑陋的意象从背面发出一点美的光芒。
如果我们认为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是荒诞派文学的代表作，那么故事中最荒诞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人变成臭虫”这一设定是最荒诞的。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发生，的确够荒诞。但是在中西方文学史上，人与动植物相互变化的情节数不胜数：古希腊神话有宙斯变公牛的故事，古罗马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讲述了一个人变成驴的故事；中国的《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中此类变形更是数不胜数。所以“人变成臭虫”的设定并不特别荒诞，或者说不足以因此形成一个流派，况且荒诞派文学中“变形”的故事并不多。。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自己一觉醒来发现父亲变成了一只小猫，我们会想什么？也许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它是不是我父亲”，确认父亲真的变成小猫后一定会想“为何父亲会变成小猫”以及“如何能让他变回人”。但是格里高尔的家人呢？他们在确定儿子变成了臭虫之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帮助儿子变回人形的行动。所以“无人关心他为何会变形及无人关心如何变回来”才是这个故事最荒诞的地方。
一九五三年，《等待戈多》轰动法国，连演三百场。可是这部戏非常怪异，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没有人物形象塑造，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荒诞的插曲。何以具有如此艺术魅力呢？那个时代，二战的恶梦刚刚过去，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世界让人捉摸不透，社会令人心神不安。劫后余生的人们，抚摸着战争的伤疤，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的秩序持否定的态度。往日的精神支柱瓦解了，新的信仰尚未找到，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反映到文学艺术上，自然形成了一个“没有意义，荒诞、无用的主题”。人们把这种用荒诞的艺术手法表现荒诞不经的社会现实的表演流派称为“荒诞派”。后来这种思潮从戏剧界开始进入文学界，以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萨特是推崇卡夫卡的。而《变形记》正好表现出人作为生命主体在社会中的虚无和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