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六千年前，朝鲜族的起源地朝鲜半岛南部已经有现代人类活动，这些人应该是最早的朝鲜族直系祖先。这些人从事渔猎活动，和中国东北的土著类似，鉴于当时朝鲜半岛就已经孤悬海外，唯有同北方有陆地接壤，这些以小部落聚居的人在文化上无疑同中国东北土著属于同一谱系（但是决不能说属于同一民族，因为当时还没有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很多证据表明，中国东北的肃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说通古斯语的，通古斯语是肃慎被同化的结果。无疑，当代肃慎人的后裔满语支各族和通古斯语高度相似，他们的早期语言的痕迹已经难觅踪迹。在肃慎人通古斯话的同时，朝鲜族的祖先，半岛南部的众多小部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由于受到中国内地移民、文化的影响，他们先是受到汉族先民、然后是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使得朝鲜语在语法上充满通古斯特点，但是在词汇上却弥漫着汉语词汇。关于半岛南部的这些小部落在遥远的古代曾经同肃慎人属于同一谱系的观点，在韩国也有学者提出。他还进一步指出，朝鲜族的檀君神话正是这个族群原始文化的遗迹。事实上，在中国的鄂温克族神话中，也有关于熊的内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现在偏处亚洲东北角的古亚细亚族群正是以熊的文化为其显著特点。由此可见，中国东北，包括朝鲜半岛南部，在遥远的古代和西伯利亚一样曾经是古亚细亚人的活动范围，而今天的民族状况只能是历史上民族融合、文化交往的结果。大约在周代初年，辽河以东、松花江以西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它无疑是从外部传入的。辽河以西地区是中国农业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周初，商朝不少遗民北迁，紧接着是姬姓燕国的出现，引起了辽西地区族群的大动荡，一部分人群度过辽河带来了农业文化，他们的语言应该是通古斯语，他们和当地肃慎人融合，产生了文献上的辽东地区的秽和貊。比如，沃沮人无疑是貊的近亲族群，但是他们的后代鄂温克人的文化至今仍然有古亚细亚文化的特征，因此沃沮人无疑是通古斯化肃慎人，因此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北沃沮和肃慎人（当时叫挹娄）人的杂居，沃沮人生活在较为平敞的地方，既从事渔猎，也从是农业，挹娄生活在只是和渔猎的河流上游，包括今天的长白山，经济水平较高的沃沮经常遭到挹娄的劫掠在半岛南部，情况有所不同。内地文明古代盛行太阳崇拜，太阳升起在东方，因此，东方之地在古代倍受内地人的重视，他们将神秘的东方之地成为旸谷，汤谷，朝鲜，辰，本意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后来日本正式定国号，本意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名字。旸谷，汤谷，朝鲜，辰在古代都是泛指东方，并没有特定的界限，包括今天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辽河一带及其东方，都可以叫做旸谷，汤谷，朝鲜，辰。大约在三千五百年前，山东半岛的居民横渡黄海，来到了今天的韩国忠清道、京畿道一带，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文化，但是他们的人数极少，只是在当地形成了一些原始的农业定居点。商末，纣王征讨今天的山东一带，周初，周公再次征讨这一地区，这引起了更大的移民潮，他们从山东半岛来到了忠清道、京畿道，他们带来了成熟的农业文化，按照自己东方为辰的地理文化观念，将新的地方叫做辰，很显然，当地的土著尽管在人数上依然占多数，或者至少不占少数，但仍然被同化了，成为辰人。到了汉初，这些人的后裔遣使汉朝皇帝，成为皇帝的臣民。大约与此同时，商王族的箕子带着属民五千人来到了辽西，随即被周武王册封为朝鲜侯。从箕子的爵位来看，武王的本意无疑是利用箕子的能力和威望，建立周室在朝鲜——太阳升起的地方的统治。但是，武王死后，广泛的反抗周室的叛乱席卷东方。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讲究礼法的箕子拒绝了叛乱，但是为各叛乱势力所逼，为求自保，只好继续东迁，到达了今天的大同江一带。箕子选择这样的迁徙路线由两个可以解释的原因，一个是当时的东方以无周室的其他同盟者，箕子除了向东远迁，只有穿越各叛乱地区，迁入周室本土；第二个原因是，箕子为朝鲜侯，乃是周室在日出之处的支柱，临阵脱逃，不符合箕子的思想。因此，箕子为自保，又为了替周室镇守日出之处，必然选择直接向日出之处的深处迁徙，最终来到了今天的大同江一带，教化当地土著，形成周室最东边的封国——朝鲜侯国。大同江流域也因为周室的朝鲜侯国得名朝鲜，殷商移民同化当地土著形成说原汉语的朝鲜人。正因为这些朝鲜人说的是原汉语，当朝鲜灭国设郡后，这些朝鲜人迅速的融入了汉族（汉代语言学者把朝鲜方言和燕方言归为一类）。随箕子迁来大同江的有五千人，而他们是殷商王族，文化上非迁入半岛南部的山东半岛边民可比，加上大同江流域比半岛南不小得多，当地人口密度也应该不如南部，商人才能同化当地人。而半岛南部的移民，一方面由于过海艰难，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边民，文化不发达，必然和当地人双向同化，使新文化成为两者的混合体。 大约在公元前八百年前后，周宣王为了重振周室的威望，一方面屡屡出征王畿北方的犬戎，一方面再次分封诸侯，在今天的河南南阳一带分封姜姓的申侯国以备楚，在今天的河北固安分封姬姓的韩侯国（在王畿内的今陕西韩城一带也有韩国，分封河北的韩侯应该就是这支韩人的一部分），以备秽貊（这些秽、貊应该是那些没有迁入辽东而留在当地的），和燕国一起镇守周室东北方。宣王以后，周室迅速衰落，外有“夷狄”入侵，内有诸侯争霸。一时间，众多边陲小封国或亡或徙。河北韩国立国后百多年，东北方最强大的诸侯燕国也面临灭国的威胁，被迫向齐国求援。此前，齐国屡屡征讨狄人，迁徙了邢国，救了卫国，这一次齐国再次出征燕国，击退了山戎的进攻，接着又深入山戎腹地，重创了山戎人。但是，在齐国的救援行动中，已经不见另一个大国韩国的身影，这个被宣王赐予秽人、貊人统治权的侯国，在中国文献中神秘消失了。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宣王时代，韩国和燕国并肩作战，很可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征服了大量的秽人、貊人，但是随着天下形势的变化，韩国无力作战，公元前八世纪后期或者公元前七世纪前期，韩人被迫迁徙。当时的河北、山东一带，山戎肆虐，甚至连齐国这样的大国也受到了进攻。而韩国的西面、南面都出现了狄人的身影，韩国为求生存，唯有顺永定河而下，渡海迁入朝鲜半岛南部，征服了当地的辰人，建立新的国家——韩。以新迁入的移民为主体，结合留居当地的辰人，形成了西部的马韩人，这些移民中包含不少被姬姓韩人征服的秽人、貊人，这是半岛南部通古斯化的开始。对于东部的辰人部落，韩人与之结成联盟，但是向当地部落派遣了统治者——各部落的首领，这些首领虽然是韩人移民，但是身份却是辰人部落的头领，这些拥有韩人头领的辰人部落就是辰韩。辰韩各部以马韩为主，但是和马韩人并不能说是同族，他们只是同属于马韩人主导的同盟内，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这种联盟关系一直保存到三世纪推测历史上必有辰人、韩人迁入半岛南部，依据的是语言上的考察。辰、韩都是单音节词汇，当地语言中绝没有这种词汇，从三国志的记载看，部落名称没有一个是单音节的，因此，这些族称只能是移民本身的原有称谓或者他们对迁入地的原有称呼。辰人的迁入可以从韩国水稻种植的起源得到证实，韩人既然必定是外迁的，而以单音节作为族称只能是中原的古族，因此，最合理的结论就是，迁入的半岛南部的韩人就是河北神秘消失的韩侯国人。东周时代，内地诸侯争霸、列国兼并，战火不断，战争迫使内地移民不断扩散。其中，一些来自长江下游的移民不断渡东海来到了半岛南部，自称倭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直接从中国到了日本九州。这些南来的倭人接受了韩人的统治，被安置在南部沿海，寻辰韩例，在其中置马韩头人统治，其部落甚至和辰人部落交错，这也反正了韩人的统治，这种交错不引起纠纷，只能是韩人统治和协调的结果。这些倭人肯定不是一次到来的，而是陆陆续续到来的，他们有些后来又迁往日本，他们自称倭，应该是“吴”的变音，这和他们的来源地是一致的。这些被纳入韩人统治秩序的倭人部落被称为弁韩，“弁”，本意是羽帽，古人带着它跳舞，祭祀太阳神。黄河流域早在商代以后，祭祀太阳神就不再戴羽帽，而是焚烟，即以火祭，而长江流域和长城及其以北的很多地区还保留了原有的习俗。辰人、韩人都不是通过跳舞祭祀太阳神的，因此对南来的倭人通过带着羽帽祭祀太阳神的现象必定印象深刻，所以马韩人称新来者为弁人，因其同是马韩联盟的一部分，又称弁韩人。弁韩人显然也不是和马韩、辰韩人是同一族，他们联系的纽带就是马韩人主导的政治联盟。同一个时代，在中国东北，松花江以西，已经没有讲古亚细亚语的肃慎系族，图们江流域也已经是通古斯化的沃沮人的地盘，只是在长白山的深山中，肃慎人仍然顽强的保持着原有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但是，长远来看，肃慎人的通古斯化已经不可避免了。长白山以南，今天的咸镜南道一带，是南沃沮人，江原道一带是东秽人。战国中期，北方胡人南下，占据了原本被通古斯人占据的辽西一带。三世纪前期，燕国打破胡人，胡人退却。随即朝鲜侯起兵称王，与燕争夺辽东，朝鲜占败，燕取得辽东地区，在辽河以东，大同江西北、清川江、长白山一线以北、以西包括今吉林南部的通化地区设立辽东郡，并以朝鲜为附庸。秦统一六国后，朝鲜又成为秦的属国，来自遥远西方的秦人被征发到辽东清川江以南戍边。秦朝末年，中原大乱，戍卒逃入朝鲜，一部又南逃入辰国，马韩联盟将这些逃难的秦人纳入辰韩各部落，这些人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促进了辰韩各部的进步，其首领也必然在辰韩部落中享有较高地位，辰韩各部因此别称秦韩。这些经历在三国志中留下了记载。汉朝统一天下后，卢绾封燕王，朝鲜属燕。卢绾后谋反，为汉所灭，部将燕人卫满渡过清川江，不久取得朝鲜统治权，建立卫氏朝鲜国，仍旧对汉称藩，属辽东郡管辖。箕氏末代王准，南逃入韩地，自称韩王，一世而亡，其人最终融入马韩汉初，匈奴统一长城以北的大漠南北，西域、东北皆仰其鼻息。武帝以后，汉匈爆发连绵的战争，双方激烈争夺周围小国。汉初的百年间，卫氏朝鲜外托汉臣之名，征伐近邻，临屯（即东秽）、真番（汉末带方地）、玄菟（即沃沮的变音，该部为南沃沮）皆成为其属部。时半岛南部辰国欲朝献汉廷，道路为其所堵，武帝遂出兵朝鲜，灭其国，设四郡，二十多年后，四郡并为一郡即大乐浪郡。此后四百年，辰国同帝廷的联系畅通，属乐浪（三世纪后被带方）管辖。随着战争的延续，不断有匈奴部落及其同盟者南下汉朝，汉朝接受、册封他们，以其为边境军事力量。汉初百余年间，东北扶余国不断有人逃入汉辽东郡，逐渐形成了卒本扶余部，该部为辽东属部。西汉元凤年间，析辽东郡塞外之地为第二玄菟郡，卒本部改属玄菟。公元前73年，扶余王子朱蒙南下玄菟附汉，成为卒本部大人，朱蒙随汉军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后因病早逝。公元前55年，其子即位，卒本扶余分裂，一部逃离玄菟，南下进入汉江流域一代，立百济部，该部看来被马韩人纳入联盟，到三世纪时已是马韩诸部之一。朱蒙子随汉军作战，后战死，其子无恤即位，助汉军大破扶余，迫其归附汉廷，因功于公元前37年被汉册封为高句丽王（高句丽为玄菟郡辖县，郡治所在地）。这就是中国东北立国最久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起源。西汉末年，王莽贵中华、贱夷狄，政治上对边疆民族进行贬损、欺压，结果边疆皆反。边疆乱起，又使内地民众负担加重，终至绿林、赤眉揭竿而起。高句丽王驺被王莽诱杀后，高句丽起兵反叛，尽占汉玄菟郡地以及乐浪郡沃沮县，势力大张。此后，高句丽对帝廷叛服不常，直至为唐所灭三韩人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文明不断进步。四世纪，中原大乱，马韩联盟解体，扶余出生的百济部立国称王，尽占马韩旧土，随即兵锋北指，和高句丽争夺乐浪、带方。马韩联盟历时千年，被征服者以及其间迁入的移民悉由马韩人统治，必然形成强烈的正统观念。百济吞并马韩，必然使得其余三韩各部的马韩裔贵族团结起来，这又促进了新罗国的形成。弁韩各部在文化上、血缘上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乘机设立任那府，将弁韩各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半岛南部由此陷入三百年的战乱之中。三韩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三韩是三个民族众多部落的政治联盟，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千年之久，原因就在于它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和帝国治下的和平。随着帝国的分裂，扶余百济部的崛起，弁韩近亲族倭人的统一，三韩陷入分裂、战乱的局面是必然的。马韩后裔的新罗统治阶层必然继承了马韩贵族传统的政治观念，即三韩之地——半岛南部是马韩人的地方，这就促使新罗国不断扩张，直到统一三韩之地。新罗国盛产铁，农业发达，但起初势力一直很弱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过于发达的贵族政治（这种政治很可能起源于周人的贵族政治），诸部分裂，难以集中力量，以至国家机构比较简单。在激烈的战争中，六世纪初，新罗国加强国家建设，削弱贵族力量，同时遣使中原，同帝廷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六世纪中期，新罗国偷袭百济、高句丽得手，占高句丽日本海沿岸十郡之地，又取百济东北汉江流域一带，再并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弁韩之地，领土日扩，势力大张，同时也使得自己陷入与百济、高句丽、日本三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面对此危局，新罗加强同帝廷的联系，借助帝廷的力量与敌周旋。七世纪，鉴于新罗的多次请求，帝廷派水陆大军不断征讨高句丽、百济，终将二者灭国。百济亡国后，按照新罗贵族的政治要求，扶余氏占据的马韩地自然应该归属马韩后裔的新罗，新罗随即和帝廷在百济问题上发生冲突。适逢高句丽人发动叛乱，西北唐播因吐谷浑问题爆发战争，新罗倾国将百济残余势力灭亡，对百济权贵实行残酷镇压政策，并强迫百济人去除来源于扶余的各种文化。唐军平定高句丽叛乱后，随即兵锋南指，对新罗兴师问罪。新罗王在吞并百济后，遣使请罪，唐朝承认新罗统一三韩的既成事实，恢复新罗王的册封。唐军平定高句丽前后，绝大多数高句丽人被迁入中原，高句丽末代王都——今平壤一代，由于迁徙、战乱，沦为一片废墟。在叛乱中，一两万人的高句丽人投奔新罗，企图复国，新罗统一三韩后，这些人迅即被镇压，余人被迁往新罗腹地，后被强迫同化。七世纪末，高句丽灭亡后被迁徙到辽西的粟末靺鞨人逃归故地松花江流域，建立靺鞨国。八世纪，唐玄宗封靺鞨王为渤海郡王，靺鞨遂自号渤海，势力日强。不久，为了平衡东北边疆的渤海政治势力，保持边疆稳定，玄宗将大同江以南的唐朝空地赐予新罗，新罗上表谢恩，随即组织移民，戍守新边（在此之前，大同江以南的土地一直属于唐朝，而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已被新罗侵占。查三国史记，关于这片土地记载全部都在玄宗赐土之后）。但新罗人不愿离开故土，终新罗一朝，大同江以南的唐朝赐予的土地上除了强徙来的戍兵，鲜有新罗移民的踪迹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