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古希腊的伊索寓言距我们今天已有两千六百年的历史，当时也正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当，也是中国古典寓言产生和成熟的鼎盛时期，这种现象是一种巧合呢，还是别有缘故？我以为，可以让那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去再作一番深入探讨。 说到寓言，许多人经常把寓言与故事相提并论。严格地讲，寓言不同于一般的故事，二者应当是有所区别的。从理论上说，寓言应当高于和精于故事，或者说，是故事中的精粹。因此，能写出故事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寓言。 我以为，寓言要写得好，能够广为流传，就必须构思奇特，结构巧妙，简洁明了。浏览古今中外的经典寓言，无一不是这样。但仅就这一点，说到容易，做到很难，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和非常的思维方式。 还有一点，我认为，伊索寓言也好，拉封丹寓言也好，还是克雷洛夫寓言也好，虽然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寓言，早已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名字也因此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广为流传，成为举世闻名的三大寓言文学家。但今天细读他们的作品，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也许只有他们各自作品中的一少部分，其余的则已被人们淡化或遗忘。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俗人情，文化观念，进步特征，也有一个时代的社会弊端。从事寓言创作的作家们，正是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出发，来褒贬社会，针砭时弊的。而历史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社会的种种现象，也都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如果要求作家们，那怕是经典作家们的每一篇作品，不仅符合当时时代的特征，也同时符合以后历史发展的要求，那就未免太苛求了，这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是永世不朽的，是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它不仅符合人类生活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知识形态，也同时符合人类各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共同的道德准则。 在我们的记忆中，诸如农夫和蛇，乌鸦和狐狸，狼和小羊之类的寓言，已经影响了我们所亲历的几代人。这些寓言除了具有道德训诫和是非判断的功能以外，对于开启少年儿童的思想智力，增强他们的想象力、判断力、辩驳力，甚至增加他们对动物的认知感情，都不无裨益。 说到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我以为它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一是形成早，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风格，许多精彩的故事，在流传中最终以成语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成为文学典故。二是具有寓意的深刻性和普遍性，许多经典的寓言能够流传几千年而依然上口，其表意严谨，准确得当，巧譬善喻，恰到好处，恐怕就在于此。 但是，中国的寓言与国外一些著名寓言相比较，应该说也有它的弱点，这就是它的成人化特点很强，而对于少儿教育的针对性、趣味性相对较弱。比如说，我们可以对一群三五岁的孩子讲一个小白兔与大灰狼的故事，而我们却不便去对他们讲诸如完璧归赵、优孟衣冠、暗渡陈仓、杞人忧天之类的故事。 如果细想一下，我们还会发现，中国寓言中的主角大多是以人物为主，并且多为成年人；而国外的著名寓言则大多是以各种动物作为主角的，这在文学上叫做拟人化的写作方法。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如果追根问底，恐怕就是和不同寓言的起源有关。中国经典的寓言，当初并不是由文学家和教育家编写的，而是由担任士大夫的贵族政治家或思想家们杜撰和创作的。其所讲述的对象，也根本与幼儿少儿无关，而主要是针对国王君主，或社会上层人士。所寓的道理，当然也主要是针对治国方略、政治较量和军事斗争而言的。请想一想，这样的内容怎么会适合于讲给小孩子听呢？ 近日，读到钱钟书先生一篇关于读《伊索寓言》有感的文章，很受启发。先生将《伊索寓言》中的九篇故事拿来作了发挥演绎，算是他读后的感悟和评论。其实，也是他借这些寓言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全新的再创作。读后使人茅塞顿开，拍案叫绝，原来寓言还可以这样写！钱先生在文中还引用哲学大家卢梭的话：认为寓言不适宜儿童去读，因为那样会把童心的纯洁天真引向奸滑，狡诈，会使他们心术不正。先生接着戏言道：其实卢梭错了，我倒以为，这些寓言会把儿童引向更加幼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欺骗和狡诈远比寓言中的要复杂、可恶得多，读了寓言，儿童们反会把生活看得简单化了。因此主张儿童不宜去读寓言。 对于以上的话，我以为我们应该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领悟和理解，同时去反思：寓言到底是什么？它应当怎样写才对？它要不要变化以及该怎样变化等？ 我还认为，寓言的创作，无论它怎样变化，有一点是不能变的，这就是它的辛辣的讽刺性和尖锐的抨击性。虽然不是所有的寓言都具有讽刺和抨击的味道，但在每一个时代，对于社会不良现象和不良风气的批评与批判，都总是要借用寓言这种特殊载体的。因为它不仅短小精悍，寓意深刻，也同时具有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特点。 当然，所有类型的寓言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复杂又简单，不同的寓言有不同的过程，不同的寓言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过程。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