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秦始皇一直是以一个“暴君”的形象出现在后人面前的。之所以称他为暴君，是因为他在位期间所施行的一系列“暴政”。但是，通过仔细研读《史记》中关于秦始皇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秦始皇实际上所推行的并不是“暴政”，而是借助暴力来完成的社会变革。这种“暴”，实质上是在大转型、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时代的、社会的、制度的“暴”，而非秦始皇的个人性质的“暴”，甚至可以说，这种“暴”和秦始皇个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因此，秦始皇并非是一个“暴君”。
历代政论家和史学家之所以将他看作是一个“暴君”，除了秦王朝本身的短祚之外，主要是因为秦始皇在位期间借助暴力推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包括政治上的“废先王之道”、“废五等之制”；经济上的“除井田之制”、“赋敛无度”、“穷奢极欲”；司法上的“刑罚酷虐”、“吏治刻深”军事上的“暴兵露师”；思想文化上的“焚百家之言”、“灭四维而不张”。这一切，都成为历代政论家和史学家攻击秦始皇的理由。
一、秦始皇的“暴政”
1.政治上：“废先王之道”、“废五等之制”
“废先王之道”。这是后人对秦始皇的纲领性批判。由“废先王之道”而引起的一系列改先王之制，乱先王之政的行为，都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表现。所谓“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戳，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4]。汉代的许多政论家如贾谊、陆贾、晁错、董仲舒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在他们看来，“废先王之道”是暴政根源，暴政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体现。只这一条就足以为秦始皇判罪定性。
2. 经济上：“除井田之制”、“赋敛无度”、“穷奢极欲”
“除井田之制”。这是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的又一重要表现。在那些政论家看来，井田制是三代圣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秦代行商鞅之政，废井田，开阡陌，虽可富国强兵，却容易引发土地兼并、贫富不均、风俗奢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等差不分、法繁政苛、赋敛无度等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3. 司法上：“刑罚酷虐”、“吏治刻深”
“刑罚酷虐”。秦始皇的法治及与法治相关的弊政是后世政论家们抨击的主要对象。贾谊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 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13]这是从治术的角度来抨击秦始皇。路温舒说：“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 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14]这是抨击秦始皇重用法吏。晁错说：“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15]这是从实施“法治”的状况来抨击秦始皇。
“吏治刻深”。这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秦法治吏甚严，有苛刻之举；即贾谊指出的“吏治刻深，赏罚不当”[16] 。二是秦始皇重用法吏。张释之说：“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17]三是秦朝法吏酷虐。晁错说：“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 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 离散逋逃，人有走心。”[18]
4. 军事上：“暴兵露师”
“暴兵露师”、“穷兵之祸”[19]是秦始皇的又一大罪状。许多政论家对秦始皇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大加挞伐。伍被说：“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20]贾捐之说：“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使末，《长城之歌》至尽未绝。”[21]
5. 思想文化上：“焚百家之言”、“灭四维而不张”
“焚百家之言”。这是公认的秦始皇的一桩大罪案且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罪行。许多政论家都认为，秦始皇焚诗书、坑儒士的目的在于根绝先王之道，废除先王之制。许多儒者认为这是专门针对儒家学说的行为。董仲舒说：“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22]梅福说：“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
恩格斯曾经说过：“……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个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46]这告诉我们：作为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向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君主，秦始皇的“暴政”实际上是借助暴力来完成的社会变革。由于这一系列的变革不符合原有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因此，它们不可比面地被贴上了“暴政”的标签，而秦始皇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暴君”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实际上，这种“暴政”的出现，与其说是秦始皇的个人性暴虐所致，不如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制度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的暴虐，时代的暴虐，制度的暴虐，秦始皇只不过是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历史使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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