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深以为然。然而许久以来，为何许多干部都不愿意“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而喜欢“晚说话、少说话、说糊涂话”呢?愚以为个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原因。 我们的老祖宗向来主张“谨言慎行”，诸如“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话到嘴边留半句，不可全抛一片心”“沉默是金，缄默是银”“难得糊涂”之类的教诲，几乎成了人们步入社会后恪守的“警世恒言”。且不说历朝历代那些在朝廷上因为直谏冒犯龙颜而身陷囹圄的臣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场“反右斗争”,一下子就使多少喜欢“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的英才俊杰以言获罪、蹉跎半生！而“文革”中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游街的，其中也不乏各单位喜于“早说话”、善于“多说话”、精于“说明白话”的“话”博士。“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则受损；“晚说话”“少说话”“说糊涂话”，则可明哲保身，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 即使在言论已相当自由的今天，“晚说话、少说话、说糊涂话”，也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所恪守的信条。 在一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在一个新问题刚刚发生的时候，在一个社会现象还难以看清的时候，在上级领导还没有表态的时候，你如果过早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就要冒很大的风险。若后来的事物发展趋势和问题的结果，证明你所“言”极是，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若是所“言”被事实证明有误，那就会相当被动，不仅会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问责，甚至还有可能为此付出调离岗位、降级使用等沉重代价。 而如果“晚说话”，等到事情和问题都明朗起来再说话，等到上级的指示已经非常明确了再说话，就不会有失误及后来的一些麻烦。“晚说话”，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一个寒涝保收的好方法。 “少说话”的好处是，一，因为说的“少”，自然失误就少；二、对一些没有水平的“官混子”来说，“少说”可以掩饰他的无知，“少说”可以显得深沉，“少说”可以透出老练；三、“少说”必然就会少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观点，曾国藩的内经观念是：“让别人看透内心就是最大的失败”，所以，“少说”也是在“官场”中的一种自我保护。 至于“说糊涂话”，就是有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有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左右逢源，如果说得大家都不知其所云，那就更是高手。其与“晚说话”和“少说话”相比，当是一种比较高的说话技巧，如不是混迹于“官场”多年的“老油子”，一般驾驭不了。当年的马寅初尽管已是著名的教授、北大的副校长，但是他就没有掌握“说糊涂话”的技巧，他把“节制人口”的观点说得太明白了，直说得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观点针锋相对，“说明白话”的结果，就是被罢官，多年赋闲。 现在的一些官员在这方面当然会做的多了，如果在座谈会上发现书记和市长的观点不合，其就会“说糊涂话”以从容对之，保管谁也不得罪，也许有人会责之以糊涂，“糊涂”就“糊涂”吧，难得糊涂嘛！如果所在单位里帮派林立，需要领导出面解决问题、主持公道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在会上也会以“说糊涂话”以应之，保险讲了半天你也弄不明白他的真实观点。 “晚说话”“少说话”“说糊涂话”，从对官员个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全身远害”“明哲保身”的作用，但是，从对事业的得失、利弊来看，它确实贻误了事业的发展的良机和问题解决的时机；从官员的岗位职责来看，它自行减少了宣传群众、发送群众、教育群众的应尽之责；从领导干部的修养上看，它玷污了共产党员坚持真理、正直坦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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