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是国际政治秩序长期的不公正，引发更多矛盾和危机。中国古人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之间应平等相待、和睦共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但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长期存在严重的不公正问题，成为诱发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
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至今仍遗留下很多历史问题，造成一些地区的热点纷争，导致冲突和动荡，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当前，仍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在反恐斗争中奉行
双重标准，从一己私利出发，而严重忽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而引发了一些处于弱势的群体，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抗争。国际秩序的严重不公，就可能结出像恐怖主义这样的恶果。
2），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国先贤历来认为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
孟子讲过：“大贫则忧，忧则犯禁”。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名著
《白银资本》中曾指出，1800年时，西欧的人均收入水平为260美元，美国为213美元，发展中国家当时平均水平约200美元左右，印度为16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各国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均年收入已超过4万美元，而
最不发达国家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另据有关统计，贫穷国家和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增加了一倍，全球不发达国家已从1971年的25个增加到目前的49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所导致的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
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3）是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长期失谐，导致更多环境安全问题。
4)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