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升任政治侦察处处长的警官来到他的情妇奥古斯塔家中，他得意洋洋，神情诡秘，在脱衣上床的时候对情妇说，我要割断你的喉管。情妇没有在意，因为当他们吵架时，他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当他们做爱时，只听见情妇一声惨叫，便软绵绵地瘫倒在他身上了。浑身是血的警官推开情妇，穿好衣服，到卫生间去洗沾满鲜血的双手。他的鞋底上也满是鲜血，带血的脚印留在床边和过道上。他打开抽屉，用手帕包手取出奥古斯塔的首饰，旁边有一叠钞票他没有拿。然后他走到摆在地上的电话机前，向警察局报了案。最后他走到床前，解下脖子上系的蓝丝绸领带，用奥古斯塔的长指甲挂了一下，指甲上留下一根细细的蓝丝线。临离开前还打开了冰箱，取出两瓶酒，离开了房间。
他来到公寓门口碰见了奥古斯塔的男友巴契，他就住在她楼上，是一个学生运动的小头头。他们互相客气地打了招呼，然后各走各的路。警官若无其事地回到警察局，用从情妇家带来的两瓶酒款待同事，大家一起举杯祝贺他的升迁：从刑警队长升为政治侦察处长。他当场发表了演说，说他在刑警队时破案率达90％，政治与犯罪分不开，以后他还要继续办案。接着他带领部下来到奥古斯塔家中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人们发现在水龙头、门把手、电话、抽屉上有他的大量指纹，地板上带血迹的脚印也是他的。死者手指上的一根蓝丝线跟他所佩戴的领带的颜色一模一样。但是没有人敢向他透露这一情况，在调查结束时，他向记者及属下宣布，凶手可能是死者的丈夫。
于是警察局拘留了死者的丈夫，对他进行审讯。死者的丈夫是一个在警察局挂了号的同性恋者，他与妻子早已分居。经过多次审讯后，警官决定释放他。因为凶手之所以故意在现场留下许多痕迹就是为了证实自己是个不受怀疑的人，而现在如果将那个清白无辜的丈夫定罪，那么，凶手的“不受怀疑”便无从证实。与此同时，局里也正在对警官进行调查，并问起他的蓝丝绸领带。他那天恰好没有佩戴那条领带，于是他一面理直气壮地说领带在家里，可以派人去取，家中有阿姨，她能找到；一面向警察局长大发雷霆，抱怨局里怎么可以背后对他进行调查。此时警官已陷入深刻的内心矛盾之中：他故意在现场留下痕迹是因为他相信人们不可能对他产生怀疑，但当人们真的怀疑上他之后，他又做贼心虚，欲盖弥彰。他急忙回到家中，从一只运动鞋里取出那条蓝丝绸领带，将它剪碎扔进抽水马桶。然后，他来到卖这种领带的那家商店，在卖领带的柜台前看到还有许多这样的领带。他走到商店门口，看见一位老清洁工人，便掏出钱，请他帮他把所有的蓝丝绸领带全都买来。老人虽感诧异，仍然帮他悉数买来，共有50条之多。他把一条新买来的领带拿到局里，让人们去核查。不久调查小组的人找到了那个清洁工人，把他带到警察局来指认让他买领带的人是否就是该警官。老人一见到警官那副道貌岸然、威风凛凛的神情，吓得不知所措，连连说：“我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了，不是他……”边说边离开了警察局。
此时正是60年代末，工人学生展开的反对当局的罢工罢课运动越演越烈，市里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警察逮捕了许多工人和学生，其中也有奥古斯塔的男友巴契。警官审讯了巴契的一个同学，让他长时间地跪在地上，逼他诬陷巴契是爆炸事件的组织者。接着他亲自审讯了巴契，要他承认自己的罪行。面对这个装腔作势、色厉内荏的家伙。巴契义正词严地指出，杀害奥古斯塔的凶手就是他，他无权审讯别人。巴契突如其来的、强有力的指控，使警官大吃一惊，并从精神上摧垮了他，使他不得不向现任刑警队长自首，并声称，从现在起，他随时准备受审，听从法律的制裁。
实际上，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表面上虽然显得神气活现，不可一世，但内心却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他时时回想起他和奥古斯塔相处的日子，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曾为奥古斯塔拍了许多照片，他非常傲慢、乖戾，自尊心极强。一次，他们发生争吵，奥古斯塔轻蔑地嘲笑他，说他无能，不过是个孩子，她根本不爱他，她爱的是楼上那个年轻的革命者，他英俊漂亮，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警官受不了这种侮辱，气急败坏，咆哮着要杀死她，割断她的喉管。
警官自首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一头栽在床上。警察局长和同事们来到他的家中，他们不相信他杀人，问他要证据，他提出大学生巴契可以作证，但他们不相信他；他提出那些带血迹的脚印是他的皮鞋留下来的，他们说那样的皮鞋多的是，成千上万，几个同事脚上穿的皮鞋也同他的一模一样；他提出死者手指甲上的蓝丝线，他们问他，他的蓝领带在哪里，他说当时因心情极度激动不安，已把它剪碎从马桶里冲掉了。最后他从房间里拿出他在奥古斯塔的公寓中为她拍摄的一大叠照片，歇斯底里地喊叫：“是我杀死她的，她侮辱我们的制度，侮辱我们大家，她嘲笑我，说我无能，是个孩子，所以我必须把她杀死。”他的上司和同事们也大怒若狂，他们把所有的照片撕得粉碎，抛满一地。局长告诫他要放清醒点，不要随意给自己加上一个“杀人凶手”的罪名，不要给上司和同事们的脸上抹黑。在众人的启发和教育下，他终于承认自己“清白无辜”，并未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