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电影是迎合国外还是真实呈现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时至今日，贾樟柯的名字前面依然总是跟随者“第六代著名导演”、“第六代领军人物”这样的标签，“第六代”是他无法闪避也乐于接受的头衔。事实上，与其他“第六代”同仁相比，贾樟柯是这代人中创作生涯最迟开启的一位。当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王小帅、娄烨、张元等人相继在1990年前后拍出自己的处女作之时，贾樟柯还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汾阳小子”，如果没有那次已成传奇的观看《黄土地》的经历，我们很难得知这么一位平凡的小镇青年是否还能蜕变为今时今日的大导演。然而也正是这迟了四五年的时光，让贾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他的同一代人不同。当张元不倦地用各种实验风格探索社会边缘与禁忌时，贾的选择是记录这个时代；当王小帅死磕下放知青的文革记忆时，贾的选择是记录这个时代；当娄烨痴迷于用自己风格化的叙事和影像宣泄诸般个人情绪时，贾的选择还是记录这个时代。正是因此，当“第六代”的标签后来渐趋模糊，模糊到越来越多人不知该如何定义它的时候，似乎只能用“地下电影”、“独立电影”甚至是“禁片”这寥寥几个标签为其定性，只有贾樟柯的电影能够鲜明地让人一眼识别出其标识属性--他就是在拍他所见所知所关切的人和事，在拍你我与他一共身处的迅疾变幻的时代。所以后来当他不失优雅地为“第六代”摇旗呐喊之时，从前的前辈娄烨和王小帅更像是两名大副，维护着这个群体的尊严以及声威。
在2010年王小帅的《日照重庆》于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所做的一次试映活动中，贾发表了著名的《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一文，不无自豪地阐释了自己心中的“第六代”理念--挑战权威、挑战市场、挑战自我。简明扼要的12个字似乎一瞬间让这一群体找到了某种寻觅已久却始终不得的思想认同，无论他们选择的是哪一条路，最终似乎都可以落脚于这12个字。自此之后，人们对于“第六代”的憧憬，始终离不开打破国内电影市场既有的商业独步格局，每有新作上映，都要不失时机地倡议声援艺术电影与艺术院线（娄烨去年的《推拿》与王小帅今年的《闯入者》上映时引发的热议话题极其鲜明）。而国外媒体与电影界对于他们的期许，则多少添加了几分政治色彩，从对电影审查制度的批评到对当代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描写（娄烨在《浮城谜事》上映前夕的公开信，以及贾樟柯的《天注定》），不一而足。
贾樟柯无疑是这群人当中最具政治话题的一个，他与张元的探索禁忌、娄烨的钟情情欲、王小帅的沉湎回忆都不相同，后者挑战的是个人情感与已有定论的历史，贾挑战的，却在当下。因此从他惊世骇俗的长片处女作《小武》开始，就处于尴尬的被禁境地。这部以极其粗陋低廉的制作条件拍竣的毕业作品，却以半纪录片的冷峻格调，展现了新颖的时空处理技巧，让小武所处的那座小城，具备了激烈的变化和冷峻的凝固。没有猎奇、没有俯视，而是直接把摄影机对准寻常街头，纪录下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涌动的新生事物与旧体制旧观念的碰撞和交叠。《站台》的视野无疑更为宏大，它像是一部80年代断代史，用一个小小的文工团，扫描了那一整代年轻人。《任逍遥》某种意义而言恰是《站台》的延续，它所记录的是90年代的新一批年轻人如何在那新旧叠瓦的价值观中从迷茫彻底走向了迷失。质感粗粝的“故乡三部曲”让世人得见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一个过去在电影胶片中长期处于失位状态的变革中国，国际电影界终于在“第五代”的民俗审美和渐趋泛滥的武侠古装巨制中窥见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番风貌，因此贾樟柯也就此顺理成章地从小城南特一路红到了威尼斯再到了戛纳。
到2006年的《三峡好人》时，贾樟柯在其固有美学基础上绘出了画龙点睛的一笔升华，偶尔闪现的超现实主义元素搭配着过去不甚明显的诗意基调，在三峡这个巨大的时代镜像中终于绽放出最璀璨的光晕。在拆迁、黑煤矿、买卖人口等等夺人眼球的社会热点元素包裹下，贾樟柯所讲述的其实依然是当代底层人物的生存处境，那些鱼龙混杂桌椅肮脏的苍蝇馆，和置于床头案板上的烟酒茶，才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三峡好人》带回来的一座沉甸甸的金狮，也算是为“第六代”真正正名--在第五代之后，三大电影节的最高荣誉终于重现国人的身影。
客观地说，贾樟柯的这一系列电影本身并不具备什么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们只不过试图忠实地记录寻常人的挣扎生活，其中虽难免夹杂苦难，但立意并非直指社会批判。但即便如此，依然不时有指摘的声音响起，斥责贾恶俗地步第五代之后尘，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招徕生意与喝彩，勾兑国人的苦难和悲伤大肆贩卖，以满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审丑欲望为主旨进行创作云云。对此，贾樟柯只能付诸一笑，他所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如何让自己的电影被自己心中的观众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