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我国实体经济需采取以下八大举措。
第一，切实保护产权，培育企业家精神，稳定企业家的市场信心和预期。
切实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保护企业家，使他们发挥出聪明才干，带领企业更好发展，对扩大民间资本投资、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后劲意义重大。为此，应在全社会培育和形成爱护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的良好社会氛围，从法律上充分肯定企业家的贡献，保护产权，重视法制，建立健全正面褒扬、超额激励成功企业家的长效机制，助力实体经济再创辉煌、再攀高峰。特别是，要积极引导企业家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聚焦于技术研发，加快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提供新供给、改善供给质量和结构。
第二，提高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的“脱实向虚”问题。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近些年我国却出现了部分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严重干扰了实体企业的健康发展、扭曲了资源配置、加剧了产业空心化风险、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乃至拖累经济发展。
资本为什么会脱实向虚？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太低。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阶段，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深化，实际融资成本逐渐上升或维持高位的同时，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逐步下行。资料显示，2015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利润率已经降至5.59%，低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与实体经济步入疲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业的平均净利润达到30%，房地产业利润也很丰厚。利润率差异如此之悬殊，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企业不愿意投资和经营实业，更愿意投资和经营金融与房地产业；另一方面，金融业甚至房地产业也愿意把大量的资金配置到收益率更高的信托、证券、保险等虚拟部门，而对实体投资意愿不强，由此就陷入“实体经济不实（实体经济的产业部门生产率低下），虚拟经济太虚（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泡沫化成分高）”的恶性循环。
因此，无论是从根本上化解我国金融风险角度考虑，还是着眼于大力振兴实体经济、避免产业“空心化”趋势，都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在中长期内努力提升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使其重新攀升到资金成本以上，以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来从本质上降低金融风险、化解各个领域的潜在金融风险。
具体而言，提升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的改革措施包括：尽快出台振兴实体经济的长期战略规划，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促进投资增加，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继续简政放权，提升政府效率，消除行政垄断，打破各种玻璃门、弹簧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民间资本释放更多的事业基金领域的投资机会，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使市场真正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负担，逐步降低企业承担的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编制可靠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关系，重构激励相容、监督有力的财政体制。
第三，降低实体经济发展成本，激发企业活力，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增强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既是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更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性举措，降成本不应局限于简单意义上的减少成本，而应更加注重从根本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形成机制，促进企业在合理成本负担的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成本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不到位、创新不足，因此降成本的实质就是改革与创新。只有走改革与创新之路，才能逐步建立健全我国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降低的长效机制。
为此，从成本构成的角度看，应通过改革与创新的办法，降低企业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包括进一步加大清费减税力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宏观税负；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脱虚入实”，从根本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由高房价带来的土地租赁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四，深入推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加快产业优化升级，重点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是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只有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加快产业升级并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为此，一方面，在稳定并适当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的同时，高度重视提升其劳动生产率，以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全球化竞争要求，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和空间。
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环节。技术创新需要更多体制激励、市场激励，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预。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在于完善制度和加强监管。因此，在技术创新上政府应加强激励性制度设计，建立更为严格的管制标准，推动企业技术设备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再通过减税、上市等市场方式激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对于制造业而言，结构优化是制造业科学发展的主线，制造业产业升级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大力振兴实体经济的主要途径。为此，要通过化解产能过剩与创新驱动两端发力，实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优化制造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未雨绸缪，坚决防止低水平、高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
第五，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助力实体经济迈向中高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水平也较低，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制造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未来各国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抢占未来制高点的根本途径。
当今世界，国际产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围绕抢占制造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愈演愈烈；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结构优化需求迫切，工业领域信息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这些大的背景为未来两化融合发展迎来了新空间，对两化融合发展提出新需求，也给两化融合发展带来新支撑。同时，两化融合的深度推进，也为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了契机，制造业需要抓住机会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创新。
未来振兴实体经济，特别是振兴制造业，要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基础能力和竞争能力为目的，以两化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瞄准技术前沿，把握产业变革方向，围绕重点领域，优化政策组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
要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智能制造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引领带动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结构优化；通过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双引擎”，推动制造业两化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结构优化；实施“互联网+ 制造业”，促进生产发展方式创新；增强载体平台对两化融合发展的支撑力；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提升两化融合水平；强化行政力度完善两化融合的体制机制。
第六，积极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释放服务业改革红利。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和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面临巨大困难和制约因素。未来服务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关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关乎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问题为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着力解决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加快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为目的，在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发力：深化服务领域改革，着力打破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服务业领域行业垄断和行政壁垒，适度放松部分服务业领域行业管制，营造法治化经商环境，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顺应产业融合、分工深化细化和消费升级变化的要求，从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供应链入手，通过与工业互动、体制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发展的财税、金融和土地等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政策供给，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协调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共生关系，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
第七，对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人才在振兴实体经济中的引领作用。
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强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抢占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关键与核心是培养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队伍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薄弱环节，例如，制造业和服务业人才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企业在人才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实体经济一线员工特别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整体偏低、上升通道不畅，等等。
为此，要以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对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顶层设计，不断提高人才队伍素质，为实现实体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人才保障。要全方位构建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育体系，全领域进行人才供给改革，全过程推进教育教学创新，全角度加强人才激励机制建设。建立鼓励科研工作的长效机制，完善激励创造性劳动的制度，使各类创新型、创造型人才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创造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完善科研人员的薪酬制度。
第八，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为实体经济振兴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策支持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保证。未来应根据实体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强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投资、贸易、土地、环保政策的协调性、实用性，特别是增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靶向性功能作用。
政府要适当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各类资源征收，这主要表现为对相关税收、强制性的“五险一金”及其他各类行政性收费的减少或免除，以增强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内源融资能力。与此同时，在坚持对实体经济施行“轻徭薄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在金融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源注入，以解决实体经济发展的外源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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