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
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
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
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
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
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年遐龄及年羹尧兄年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年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年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公元1727（雍正五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尧诸子，交年遐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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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功绩
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部将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杀死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今四川省松潘县），军中哗变，引军而还。年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大军，密奏康泰失兵心，不可用，请求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
公元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今四川省理塘县），增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至里塘驿站，增设四川驻防兵。上嘉年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
公元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西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钟琪抚定里塘、巴塘。年羹尧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头目。
公元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年羹尧定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咨询年羹尧孰可署总督者。年羹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
巴塘、里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兴；羹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木兴率兵前来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年羹尧疏劾。上命逮木兴，囚云南省城。
八月，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羹尧护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年羹尧不久遣兵抚定里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
公元1721年（康熙六十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关系甚为亲密。
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
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
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总督各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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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1679年—1726年），字亮工，号双峰，中国清朝名将。原籍凤阳府怀远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入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但翌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于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赐自尽。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年羹尧
第一，擅作威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行跪拜礼。
第二，结成朋党。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它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第三，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
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做准备。
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乱。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
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咤叱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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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
年羹尧在雍正帝胤禛即位前就是为他“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
就在这时，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的侧室福晋，年家因此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升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
这样，胤禛与年羹尧即是郎舅，又有从属关系。胤禛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年羹尧虽远在边陲，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
山西巡抚诺岷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雍正对年羹尧说：“此事朕不洞切，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
律例馆修订律列，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与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
对其它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朝中内外论说不一，雍正让年羹尧就其所知“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
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建言。
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
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参考资料：
1、因为年羹尧权力很大狂妄自大，手握兵权，结党营私，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所以雍正要杀年羹尧 。民间更有年羹尧功高盖主的传言。年羹尧被处死，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从功臣到罪人，确系“恃功骄纵”所致。对此雍正帝也有责任。
2、为对付年羹尧，雍正帝首先做了两件事：造舆论，打招呼。鉴于自己曾对年羹尧宠信无比，言听计从，已为举国共知，雍正帝要逐步改变人们的印象。二年十一月，年羹尧还在京，雍正帝故意谕责夸大年羹尧权势的种种“浮言”
扩展资料
1、雍正帝自己说出了要杀年羹尧的理由：“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
2、译文：我不是个出色的皇帝，不能对你们的忠心有所奖赏.但是你们不做好的臣子，就是对不起我对你们的信任与支持，好好想想怎样做一个令后人景仰的人吧。年羹尧辜负了我的恩赐，擅自作威作福，现在受贿的事迹败露，我不得已才执行国法，给后臣一个告诫。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论年羹尧之死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年羹尧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这才是雍正皇帝杀掉年羹尧的重点。
据史料记载，光是贪污这一项，年羹尧收受的银子就有近百万两，这其中包括冒销军费160多万两，加派银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万石至军前，冒销运输费用40多万两；占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14.9万余两。如再加上珠宝、玉器，还有房产等等，折算下来也有好几百万两银子了。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年羹尧的所做所为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
年羹尧不知进退，恃功自傲。平常行事一贯盛气凌人，到地方，要让总督、巡抚跪道迎送，并且不为还礼；即便在雍正面前，也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一切，雍正都是看在了眼里的。
年羹尧的言行都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最终，雍正先是将他连降18级，最后又以92项罪名，赐他自尽。
扩展资料：
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擅作威福
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二、结党营私
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
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三、贪敛财富
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