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主义——美国发动“冷战”的标志
杜鲁门接任总统以后，美国正处在扩张势头上。杜鲁门政府采取了对苏“强硬”政策，大造苏联“扩张”的舆论，制造国际紧张气氛，并制订了以欧洲为重点的遏制战略。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咨文，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引子，提出了美国政府内部酝酿已久的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他宣告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必须而且能够在世界各地“承担义务”，运用自己强大的实力援助“自由”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杜鲁门这番关于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讲话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成为美苏战时同盟关系公开破裂、美国发动对苏“冷战”的重要标志。
所谓“希、土危机”
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承认1946年财政赤字超过原先估计，已达4.5亿英镑，不得不大大削减海外开支。同日，英国政府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结束援助希、土的照会，声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英国在3月31日以后无法继续向希腊、土耳其两国提供援助。英国强调希、土面临共产主义的严重“威胁”，根本无力维护“民主制度”，由于希、土在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决不能眼看它们落入苏联控制之下。白宫要求华盛顿立即接过援助希、土的坦子。“希、土危机”一时成为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突出事件。
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历来被英国视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利用种种借口，千方百计渗入这个连结欧亚非3大洲的重要战略地区。苏联与伊朗、土耳其的纠纷，恰好为美国提供了机会。1946年初，美国指使伊朗向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控告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同时扬言美国准备“使用军事实力”。接着又支持土耳其指责苏联企图侵犯土耳其领土和主权，以夺取黑海海峡。1946年3月，一支包括“密苏里号”主力舰在内的特遣舰队，借口运送土驻美大使的尸体回国，开往东地中海游弋示威。8、9月间，苏联两次照会土耳其，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由苏、土共同防卫达达尼尔海峡。而美国却派遣最大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加入地中海舰队；11月，“伦道夫号”又接踵而至。这支庞大的美国舰队耀武扬威地访问土耳其、希腊、西班牙等地，要以美国的实力驱赶“俄国的巨大阴影”。它后来扩展成为常驻东地中海的第6舰队。
与此同时，美国利用英国耗费巨资仍无法消灭希腊民主军的困境，以提供援助的方式来“填补真空”。1946年初以后，提供了2�6亿美元的援助，年底又派经济代表团赴希腊“考察”。这时渲染形势危急的报告接连从希腊和英国传来，国务院认为希腊“正成为紧张的国际关系的焦点”，草拟了题为“危机和迫在眉睫的崩溃的可能性”的备忘录。据说形势危急的根源是苏联的“侵略”，希腊、土耳其和伊朗当即被确认为遏制苏联的前哨阵地。
恰恰在美国跃跃欲试，准备取代英国控制东地中海地区战略要地的时候，英国发来前述的照会，将渗入、干涉希腊、土耳其的机会拱手送上门来。美国政府官员立刻又惊又喜地认为，“英国此刻已将领导世界的任务，连同其全部负担和全部光荣，一齐移交给了我们”，美国应该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上考虑“希、土危机”，要把援助希、土当作“一把钥匙”，去打开一个“广阔得多的局面”。杜鲁门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提出酝酿已久的全球性侵略扩张的纲领。
从对苏“强硬”到全面“遏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统治集团企图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调整与西欧盟国以及昔日敌国德、日的关系，乘它们亟需美国援助之机，把它们拴在一起，既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西欧，又在战略上利用西欧，以便对付苏联这个阻碍美国称霸世界的主要对手。杜鲁门上台伊始当即准备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美国决策层对战后世界性质和美国对策的看法，已在1945年底1946年初基本形成。
1945年12月，美国国内掀起一股反对“姑息主义”的浪潮。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指责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不够“强硬”，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而要用“强硬的抗议”和武力的“铁拳”对付苏联。杜鲁门自己把这一举动称作“我们政策的转折点”。2月22日，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千字的电报，提出了一套“遏制”苏联的政策，美国政府内主张对苏“强硬”的一派立即对此大加赞赏。
美国政府对于公开与苏摊牌会引起什么反响感到没有把握。趁丘吉尔访美的机会，杜鲁门把丘吉尔推上前台，1946年3月5日请他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借以试探公众反应。结果是美国各界舆论哗然，表明美国人民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美国政府和国内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杜鲁门深感时机尚未成熟，赶紧举行记者招待会，矢口否认自己与丘吉尔的演说有任何关系。
从杜鲁门陪同丘吉尔到富尔敦发表演说以后1年间，尽管大国之间就意、罗、匈、保、芬5国和约问题勉强达成协议，美国并未放弃伺机插手东欧事务的企图，同时致力于夺取所谓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美国统治集团一方面利用德国、希腊、土耳其等问题，竭力渲染苏联“扩张”的危险，制造反共气氛，另一方面在内部加紧制订遏制苏联、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当时在对苏方针问题上，美国有两种人与当权的决策集团有严重分歧。一种是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孤立主义”派，他们坚决反共，赞成对苏强硬，不过他们反对过多卷入外国事务，主张回到战前孤立主义的做法上去。他们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反对拨付巨额援外经费，反对大量海外驻军，这就实际上剥夺了美国政府实行对苏强硬方针的主要手段。
另一派是以罗斯福时期的担任过副总统的商务部长华莱士为代表的“自由派”，他们以罗斯福政策的继承者自居，在美国公众中有较大影响。他们反对与苏联公开决裂，甚至提出用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代价，换取苏联在经济上服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种和平缓进战略目的同样是夺取世界霸权，可是在做法上却与杜鲁门政府的“主流派”很不相同。华莱士曾两次写信给杜鲁门，反对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抨击联英对苏的对外政策，强调美苏合作的重要性。在美国借口土耳其问题耀武扬威，大搞炮舰外交时，华莱士、佩珀等民主党显要议员公开提出异议，给杜鲁门政府泼了一大盆冷水，指出美国如果强硬起来，苏联照样也会强硬起来。正在巴黎出席21国和会的贝尔纳斯，依仗范登堡、康纳利等人的支持，指责华莱士作为政府官员不该公开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杜鲁门利用华莱士与贝尔纳斯公开对峙、互不相让的局面，于1946年9月20日把华莱士撵出政府，为公开宣布全球扩张计划扫除了一个内部障碍。
4天之后，白宫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提出了“美国与苏联关系”的长篇报告。这份按照杜鲁门的命令起草、由政府重要官员几经商讨写成的文件，继凯南8千字长电报之后，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原则。报告鼓吹美国应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报告还建议将苏联“侵略扩张”、奉行“军国主义”的情况公之于众，以便改变公众对苏联的看法。报告提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这就是所谓“遏制战略”。杜鲁门把这份报告在统治集团内部传阅，力图在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上进一步取得一致意见。1946年底1947年初，凯南又写了一篇分析苏联的政权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的文章，凯南征得国务院有关方面许可，化名“x”在《外交季刊》7月号上抛出这篇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供福莱斯特尔(海军部长，后任国防部长)“私人参考”。福莱斯特尔极为赞赏，把它推荐给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这样，遏制战略就具有了“更坚定、更严峻的理论基础”。
这时，苏联报刊先后发表了斯大林对英美记者提问的几次答复和会见罗斯福总统之子埃利奥特·罗斯福时的谈话。斯大林表示，在苏联那样的国家内建设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合作。对于美国舰队在地中海游弋，他觉得“无所谓”，不相信有新的战争的实际危险。他指出，必须揭露和约束丘吉尔之流新战争的煽动者，但是，应把现时进行的战争叫嚣，同目前并不存在的新战争的实际危险区别开来。
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相信苏联的和平诚意。他们认为这是苏联“讹诈”政策失败后发起的和平攻势，目的无非是为华莱士那样的反对派撑腰，制造和利用美英之间矛盾，挫败美英的对苏政策。他们把苏联大量裁减兵员，说成是因为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而作出的“暂时退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情况并不像华莱士他们所说的那样，苏联很可能是欺软怕硬的，美国越是“强硬”，也许苏联就越是“谨慎”，因此他们更增强了发动“冷战”的决心。
在1946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取得了1928年以来第一次控制参众两院的胜利。被民主党参议员佩珀斥为“帝国主义反赤色集团”首领的范登堡当上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同时由于副总统职位的空缺，又被推为参议院临时议长。当时，许多报刊认为共和党是靠高唱反共口号，抗议民主党政府对苏过于软弱而赢得选票的。本来就属于民主党保守派的杜鲁门，自然不甘心让共和党将反共旗帜夺走。他不仅深知坚决反共在政治上会获得的好处，而且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孤立主义”的障碍，从共和党控制的、正准备把政府预算削减60亿美元的国会手中获得大量拨款。
美国统治集团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决定对苏联实行“坚定”、“强硬”的方针，进而制定了全面遏制苏联，夺取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英国决定停止援助希、土，恰好为美国提供了公开宣布这个遏制战略的最佳时机。
参考资料：杜鲁门主义——美国发动“冷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