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作家制造出来的悲剧效应使得原本更丰满的人物角色，更具体的生活场景，更抽象的时代背景成为话题和焦点，促使读者在感叹的同时进行深刻的反思。作家对悲剧描摹得越是朴实无华，越能牵动读者的心，这似乎也揭示了文学写作中表露出来的共性特征，即对于灾难、悲剧的觉知和敏锐要高于对幸运、喜剧的感知。
余华正是通过对苦难书写的微妙把握，将小人物的命运放大，深刻地揭示了残忍的现实——人无法违抗命运的潮流，只能向前，除了向前，别无选择。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进行时，展示的是当下正在活着的状态，这是对过去经历的总结和告别，而不是停滞不前，故步自封，是看透人世间的一切黑暗、冷漠与真相以后，依然能够为了活着而好好活着。
余华在麦田新版自序中写道：“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和外孙，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
正如从福贵本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但作为读者的我们来看，福贵是一个需要被同情的对象。在命运和现实的夹缝之中生存，只为活着本身这件事，不关乎其他任何活着之外的事，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哲学概念，而人意识到这一概念的时候，就能够看淡生死，随遇而安，这正是小说想要传达的主题。
你无法违抗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却能够随遇而安地过好当下的时刻，这才是人区别动物的优势。人具有主观意识，意味着你能掌控自己的人生，而在这世上，除了生死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佛家曾说，“众生皆苦”。
每种苦难都有它存在的形式和意义，每个个体经历的苦难也不尽相同，你无法去感同身受每一次苦难，甚至在某些苦难降临的时候，有人还在安然入睡。不得不承认人是很渺小的，却又是极度伟大的，在灾难降临之时，人们依旧能用极度的理智来抑制内心的难受和绝望。这也是小说传递出来的坚韧的生存哲学，用大无畏的乐观态度来面对人世间的一切苦难。
要想获得生存，就要直面这样的现实。正如小说中福贵的坦然：“‘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
这样一种平静的独白更是将福贵内心接受妻子离世表现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还能从中窥探出一丝对命运眷顾的感激，感恩上苍赐予这样一个好女人，感激之余福贵更多的是满足。福贵能够在现实中做到如此冷静地去怀念，也是对于苦难已经释怀。
通过《活着》作品典型人物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小人物的挣扎和心酸，走出余华式的“悲惨世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该如何去承受生命之中不可承受之轻，又该如何去承受无法预知的苦难呢？叔本华曾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本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
一个作家如果看到了这样清晰而又深刻的本质是不会有乐观思想的，也不会轻易让其笔下的人物放声歌唱，这一点从整个20世纪的历史背景中能够找到根源，20世纪的文学史是人类的苦难史，作家笔下接踵而至的苦难，如影随形，正因为如此，活着的欲望才愈发清晰和难能可贵，作家对于活着本身产生的一系列主题也进行了深刻的追问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