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与广东话起源漫谈
看到有人说普通话的来历，有感而发。
其实现在普通话与古汉语相去甚远实际早就是汉语语言学的共识。这个不是新闻，常识而已。比如，现在普通话只有平上去三声四韵，实际上古汉语为平上去入四声八韵（每声分阴阳两韵,而现代普通话只保留了阴平阳平，上去二声阴阳韵均被合成一韵）。还有，古汉语无卷舌音，但有大量闭音节字，而普通话则有大量卷舌音，而少闭音节字。
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广东话更接近与古汉语？其实孙大炮不是白说的，因为广东话韵律包含了古汉语完全的四声八韵，受岭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实际不大），入声一韵由阴入阳入演化而多了一个中入之韵（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就是因为中入在广东话中比例非常小,主要还是古代汉语的四声八韵律）。这是活生生的证据之一。
而且，广东话里面由大量的闭音节字，声母韵母相同的读音，有无闭音节就突显得很大差别了。比如，大 达 二字，在普通话里除了韵不同，发音一致，但在广东话中发音则前者开音节，后者闭音节，区别就很明显了。前者发音dai , 后者发音为dat（t在这里只是表示闭音节切音作用，实际发声时不发声）。广东话无卷舌音，也与古代汉语同。再看中国之外的两个国家，越南与韩国，均为古代受汉语影响，虽然有其本民族语言，但在读汉字的时候（仅仅就读汉字，不时因其表意来以本民族语翻译之），居然有如广东话。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韩国品牌“三星”，韩语对这两个汉字的读音为“samsung”，与越南语读此两汉字及广东话何其相似。考虑到唐时期新罗始学唐文化，而越南则在宋前为中国属土，广东话发源于秦之50万军民以政治人数之强势殖民岭南（那里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华夏－汉人），不妨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以关中古秦语为基调之官话，直到唐尚未衰亡。期间汉语所变不大至少到以长安为都城的唐帝国根据地的关中，与汉人拓殖之地及受其影响之地的汉语差别不大。（因为在周时期吴越已有自己的语言体系，虽历千年而未大改，故为慎重计，仅言唐帝国根据地的关中，与汉人拓殖之地）。
即使在南北朝时期，随大量华北汉人为避兵祸而迁居南方，以至隋文帝不得不感叹“衣冠南渐”南朝为“华夏正音”的时候，幸好北魏鲜卑贵族全面汉化融入汉族，华北（至少关中山西之一部分）仍保留了近似的古代汉语。
所以窃以为到唐一统天下，华夏正音重整旗鼓，尚无如今日之差异。故盛唐影响，今越南韩国读汉字之音，与广东话（注意，我只说的是当时广东话韩语越南语对汉字读音很相似，非常接近于当时唐帝国的官方语言），也就不难解释。
而汉语大分化时代从何开始？
唐末五代，少数民族再度驰骋沙场，北宋原保中国本土，而幽云十六州尽入契丹之手，也开始了契丹的汉化。契丹本操阿尔泰－蒙古语支（旧本说法为阿尔泰－通古斯语支），却与鲜卑等十六胡不同。契丹占据汉地前已有长久之文明史，却仍想保留契丹旧制，故分契丹汉两大部分而治之。而其本民族语言时为帝国国语，有其文字，虽文化渐汉化，而两制下语言仍不若鲜卑，以其政治之强势渗透入华北汉语，为华北汉语发音阿尔泰之始。且汉语更善书面表达，不必强求口语之同，故汉语同化它族之力，为别作用于以有语言文字且居于政治强势之契丹语之上。故虽契丹人读汉字发音有别于中国人，然字面意思彼此皆晓，发音则不可强求。
估计也旧从这时候起，作为大辽帝国南都的北京，其汉语口语因为顺从大辽帝国皇帝－官僚计，开始了华北汉语的阿尔泰化。阿尔泰语系卷舌音（包括弹舌音）甚多，于此，从华北北部，阿尔泰语系开始渗透汉语。金灭辽，尔有天下之半，一如辽之故制，汉室南迁，华北汉语又来了新的入侵者：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支，大量卷舌音的入侵，闭音节的消失，这时候就开始了。
其实，金立国之时，西辽耶律大石立国于新疆中亚，对契丹汉人称皇帝（西迁之部属），对回鹘则称汗，其世袭汗号汉译“菊儿汗”或“古儿汗”，我们可以认为在南宋前期，“菊”于“古”读音在至少皇室官僚的汉语中读音相似。而懂得广东话的朋友应该也知道这两个现代普通话发音已经非常差别的汉字，在广东话里的发音仍然十分接近。同样的例子是，英语中的“turkish”汉字中的“突厥”“土耳其”三者的发音在广东话中发音仍然非常相近。
回到上文，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后，此时皇帝官僚世家开始了受原本从春秋之前就存在的统属汉藏语系汉语族的吴越汉方言的影响，对于南北两大朝庭，汉语这时候开始了分化。华北汉语通古斯化，山区可能例外（现有证据表明山西山区仍有村落保留古汉语之入声），而南宋帝国皇室与官僚口语向吴越方言转变（毕竟1500多年的历史，加以通用汉字，想同化别人的口语也难），而南岭以南，因山岭阻隔，仍然操原来秦始皇时期的古关中汉语，变化不大。汉语的变革从北方随游牧民族的骑兵入侵，到江南华南，因丘陵地带，其影响已开始减弱，更何况岭南阻隔。
蒙古帝国征服了金国，再次为华北汉语（杀了90％华北人口，剩下的应该听话了）带来了新的口语入侵。此时华北的新统治者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支。有兴趣看元朝史的应该知道政治上的强势这时在这个落后民族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上层汉族官僚不习蒙古语者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而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江南汉民进一步移居岭南，成了“客家人”，而他们那已经吴越化的（或者本身就是吴越语的）语言，经过当地汉人的影响，就成了岭南一带的“客家话”。最终大元大蒙古国不考虑你说什么方言，只要不动摇大元大蒙古国的统治就行。这个时候，经过阿尔泰蒙古语支和通古斯语支先后入侵和影响的华北，首先在元朝大都形成了元大都话，这就是普通话的始祖。
明推翻了蒙古人的殖民统治，原本建都于南京，但作为诸塞王之一的北京燕王朱棣夺权而还都北京，留南京为陪都，却改变不了了华北汉语胡化的命运了。最终明还是以定型了的大都话为官方语言。
而之后以明附属领地之身起兵的通古斯语支之满洲人征服了中国，但其全面汉化，文化上影响了中国，但同样也影响了华北地区的方言，最终，形成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现在的普通话-mandarine,其实这个词对汉人有极大侮辱，因为其本意为“满大人”，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就是“满洲大人的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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