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女性主义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纽约和波士顿兴起的一种思潮，它源自男性新左派的阵营。当时，参与民权运动的妇女感受到了性别歧视，她们被边缘化、视为服务者和性对象，缺乏发言权。这些妇女在愤怒和幻灭中脱离了新左派，独立发展出激进女性主义。她们认为，女性的受压迫是所有其他形式压迫的根源，这种压迫的基础在于父权制度。因此，“激进”一词既表示与新左派更根本的革命立场，也暗示了比自由派女性主义更广泛、深入的进步性。
激进女性主义关注的核心是妇女的受压迫问题，她们将女性的身心解放视为最古老、最深刻的剥削形式的根源，并试图探索妇女摆脱压迫的途径。激进女性主义讨论的话题与女性密切相关，如性别角色、爱情、婚姻、家庭、生育、母亲角色、色情、强暴等，这些都直接触及了女性的身心，发出了女性最真实的声音。
激进女性主义者发现，父权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是早期看出这一点的人之一，她在《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女性是被动的性存在，因为她们被男性阉割了。格里尔攻击了女性受制于社会的“永恒的阴柔”的刻板印象。她强调解放女性的性，主张女性应发展她们的性，并将它表现在整个人格里。她还提供了解放的主要方法，即以快乐原理取代强制性和强迫性的行为。鼓励女性勇敢地尝试新的、自由的性生活规则，以及起来反抗，因为女性是最受压迫的阶级。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大声说“性即政治”，并使用“男权制”一词来指涉世界上许多地方控制女性的事实，这一词汇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著作的标准词汇。米利特指出，父权制度夸大男女的生理差异，以确保男性拥有支配角色，女性拥有附属角色。社会通过性别角色刻板化的过程，使妇女接受她们的次等地位。而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即米利特所说的“性政治”。
玛丽·戴莉（Mary Daly）的《妇女生态》（Gyn╱Ecology）一书为激进女性主义的旅程绘制了一面地图。此书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评击父权制度。第二阶段详述“虐待仪式”，如印度的寡妇自焚殉夫、中国的缠足、非洲的阴蒂切除与阴道口缝合术、欧洲过去的焚烧女巫乃至现今普及的避孕药品等。戴莉认为这些仪式全被男性学者以价值中立的语言及概念化著述正当化了，而未被揭露，因此，父权制度的学术是虐待性仪式的延伸与持续。第三阶段：建议妇女退出一切的父权制度，从事一个“认知、行动、自我本位的过程”，创造一个认同女人的新环境，此即“妇女生态”的形成。
在70年代初，性别差异被激进女性主义者视为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根源，70年代中期起，阴阳同体观受到排斥而发展出妇女本位观，女性异质（female differences，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质）不再被认为是妇女被压迫的根源，而反被视为妇女力量的来源及解放种子，也是社会变革的契机。拥抱阴阳同体论（中性 androgyny）：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看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便努力思索去除这个制度的方法。一是排除性别区别，即朝阴阳同体文化努力；一是不与男性发生关系，即拒绝或改变异性恋制度，采取性别分离主义，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乃是最彻底的方式。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的阴阳同体测试显示：最伶俐、有成就者最具阴阳同体性格者，而且阴阳同体心理学可以消除性别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问题。在贝姆的分析里，深深困扰女性主义者生产育幼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一旦所有男女在心理上都是阴阳同体嫌枣改人，生小孩与否便完全是妇女的个人选择，而育幼的问芹判题也会因男人新发展的抚育本能而得到解决。
玛丽林·弗仑区“重新阐释”的阴阳同体：玛丽林·弗仑区（Marilyn French）从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来探索父权制度及男女特性的形成，并论证支配岩拿权力是支撑父权制度的奴役性意识型态，而共享快乐是可以破解父权制度的解放性意识型态。弗仑区的新阴阳同体人是个完全发挥潜力的人，她结合了所有传统的做女人的优点与做男人的优点。
莫妮卡·威蒂格与安德里亚·德沃金“追求无性社会的极致”：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生小孩是自然的，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却不这样认为，她说：生小孩是一“强迫生产”的历史过程，但我们却“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的’过程，而忘记了在我们社会里生育是计划的（在人口上），忘了我们自己是被设定了要生产小孩的，而它是‘除战争外’唯一呈现如此大死亡危险的社会活动。”威蒂格也否认女人的身体是生理的既成事实。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认为，我们总将人概念化成一定是男的或女的，是扭曲了人类有非常多样的跨性特徵的事实。德沃金认为我们的生理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其分类是符合男性利益的。而这也就是费尔史东所说的“消除生理性别区别本身”，是追求一个无性别社会的极致了。
妇女本位观：普遍地颂扬做女人（womanhood），包括女人的成就、文化、精神、同性恋，还有身体，特别强调女性生理固有的力量，以及与生理有关的创造力。女性的生理与心理遂成为妇女解放的力量来源。如心理学家米勒（J. B. Miller）《女性新心理学》。分离主义——创造女人文化：某些激进女性主义采取与男人决裂的方式来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即分离主义，其中色彩最显明者为女同性恋者。她们说：假如我们的心态是认同男人的，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我们做为人的自主性，并教导其他妇女要做“认同女人的女人”。
性是男性权力所在：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的性是为男人而存在，而男人的性并不是为女人存在，如娼妓制度、色情、强暴、性骚扰。故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异性恋关系会是平等的；只要有正确的经济制度，异性恋关系也将不会是剥削的、疏离的、压制的。激进女性主义相信，除非性能加以重新构想、重新建构，否则女人将永远附属于男人。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与男人毫无性关连；强暴是父权制度的秘方；反色情； 舒拉米斯·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反对生理母亲的身分”：她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殖功能的不同，所以提出变通的办法：即体外的人工生育。一方面是可靠的避孕技术，一方面是子宫外的生育。这样，妇女可以避开“野蛮”的怀孕，男人也可以有小孩，人们便可能消除生理决定性别分工，将生育小孩的角色交由整个社会分摊，如此妇女的解放才能完成。
安·奥克利(Ann Oakley)“母亲是被造就的”：母亲的身分是建立在三个看法上的迷思：所有女人都必须是母亲、所有母亲都需要小孩、所有小孩都需要他们的母亲。奥克利认为它们是社会与文化制约的产物，是具有压迫性目的的。母亲非生成的，而是被造成的。小孩对母亲的需要并不大于对父亲的需要；一对一的育幼方式不必然优于集体的社会化或“多数母亲”。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肯定母亲身分经验的部分”：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一书中指出，男人对女人的生殖力是妒忌与害怕的，因他们了解“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女人所生的”。她认为女人应有权在人工生育与自然生育之间作一选择。里奇认为，母亲角色本身具有创造与快乐的潜力，造成妇女受奴役的根本，不是妇女的生育能力，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应该要摧毁母亲角色的制度，而不是要废除母亲角色。
激进女性主义是紧绕著妇女的性别角色而发展。阴阳同体观更加巩固了性别刻板印象，并不十分受欢迎。从女人受压迫的原因归诸于女人的身体因素，解脱出认为男人的生理才是女人受压迫的问题所在。故女人的生理特性，尤其是生产哺育小孩的能力，更被视为妇女力量的来源与解放的种子，妇女的生理现象于是从负面的存在变成了正面的资产。
马克思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均认为资本主义与私有财产制度是制造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必须取消这种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方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革命策略是阶级斗争，强调资本主义与阶级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根源。于是，性别压迫被化约成经济问题，妇女问题被纳入阶级与国家问题之范畴，婚姻、生育与家庭议题都沦为芝麻小事。女性一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要求推翻性别压迫的热望仅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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