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英才辈出，社会经历了大变革，贵族垄断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士和民只要有才能，便能够登上国家高堂，互相以唇齿论战，向君王献上富国强民之策，同时也是间接推销自己。一些游说之士奔走各国，宣扬自己的强国之计，各国君王不论出身，唯才是用，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同时在多国为官，君主不怕他们泄露国家机密吗？
一、唯才是用的政治氛围
所谓“登峰造极境，乱世出英雄”，一批批名士贤臣纷纷横空出世，或宣扬变法图强、或献策横强、或主张合纵、或推崇儒家“仁义”、或实践“兼爱非攻”。诸子百家虽然理念不同、主张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天下统一，自己为百家之首，为了得到国君的青睐，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而贤明的君王在用人上也是不拘一格，不论出身，只要为国有利便可许以高位。“疑人不用疑人不用”，来自国君的器重，令这些贫寒之士感动万分，早已把自己效忠的国家看作自己的第二“母国”，甚至如张仪这类“势利之徒”，竟然帮着秦国对付自己的母国魏国。群臣肝脑涂地，国君宵衣旰食，怎么还会担心泄露国家机密呢？
二、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
当张仪游说魏国失败，犀首公孙衍挂五国相印，组成合纵大军攻秦，连横与合纵的交锋由此展开，当然，虽然有五国相印，公孙衍名义上是合纵的总指挥，但他除了自己的国家，魏国的军队能够调动以外，其他的根本不会听这个“名誉相国”的命令，可惜第一次合纵攻秦以失败告终。曾经的公孙衍为秦国夺得河西之地，被拜为大良造，而为了削弱秦国，他四处奔走，两度为魏相，又出任韩相，约定五国合纵，挂五国相印，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知晓各国弱点的人，按道理应该是为各国所忌惮的。公孙衍再强，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在多国为官，是因为他是伐秦的主战派，相比于他的“布衣之怒”，还是日益崛起的秦国威胁更大。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特殊的阶层——士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大部分都是贫苦出身，因此心怀天下又有满腔抱负，这些人奔走列国，欲意施展才华，但用不用他们却是凭国君喜好，若君以国士待之,其必将以国士报之，张仪能为秦国，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国；苏秦为报燕文侯之恩，孤身入齐做“间谍”，这些闻名天下的“名士”，可以不在乎利益、金钱，但若是因为“叛变”而遗臭万年，有损他们最为看重的名声与尊严。
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春秋战国多贤君明君，贤君以文治国，明君以武拓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都懂，甚至可以说，外有敌国列兵迫境，内有奸臣虎视眈眈，这些贤君明君都是被这些情况逼出来吧，尤其是战国时期，大国若有昏君，国力倒退至少二十年，小国若出现昏君，则直接面对亡国之患，为了强国，哪个国君不希望天下名士如“河流入海”般来朝觐见。这些国君自然也不是傻子，能得到重用的都是和自己掏心掏肺的人，商鞅三次游说秦孝公才得拜大良造；公孙衍虽然助秦攻魏，但却是救魏国于水火之中的不二人选；张仪以连横事秦，是因为秦国的崛起令东方六国害怕，秦国需要一个人执掌邦交，麻痹六国，这些一国之君都精明着呢，岂是随随便便就听之信之？
何为一代名士？不仅智冠天下，同时高风亮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寒门”，没有祖辈蒙荫，专研学业也被家里人不解，可他们是幸运的，在这么一个大动乱时期，可以从一介寒士晋升为王公贵族，靠的是丰富的学识和挥斥方遒的眼界；同时，他们也受到世人推崇，可谓是名利双收，这样的人来拜，国君必然器重之，这些名士国士的声望已经和自己所效力的国家绑在一起了，又没握着兵权，还能出谋划策，国君高兴都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因为没来由的猜忌而使君臣有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