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31
世界上有名与物。名指代物，但不是物的一部分，更不是它实质的一部分。名只是依附在物的外表而已。
上帝本身就是相当完善、极其完美的，因此其自身无法再进一步完善与充实。但他的名声却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祷告和歌颂来完善与充实：既然上帝自身已经极为完善了，也就不需要我们再歌颂，我们就把这些歌颂赋予他的名声。上帝的名声在他身外而又离我们最近。我们不能空话连篇，我们需要更实在的东西。如果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宁愿要一件漂亮的衣服而不要一顿美食，那就太愚蠢了。我们渴望美貌、健康、智慧、美德和其他重要品质，然而只有当我们日常生活得到满足后我们才会考虑这些。神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而确切的研究，但我就不精通于此。
克里西波斯和第欧根尼是最早也是最坚定主张蔑视荣誉的人。他们说，在所有快乐中，最危险、最应该避免的莫过于他人的赞美带给我们的快乐。事实上，有经验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危害：对王储们毒害最深的莫过于阿谀奉承；邪恶的人们最容易取得信任和好感的方法也莫过于阿谀奉承；要引诱妇女失贞，最合适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赞美来哄骗她们取悦她们。妖女们首先就是用这种魔力来诱惑尤利西斯的：
”来啊，尤利西斯，希腊最荣耀的人。“
这些哲学家说，即使能得到全世界的荣誉，聪明的人也不会向它伸出一个指头：
“最大的荣誉如果只是荣誉，那又算得了什么?”
这也是伊壁鸠鲁最主要的学说之一，因为他的学派的格言是“过隐居生活”，禁止人们公开交流和担任公职，这也就必然会对荣誉产生蔑视，因为荣誉是众人对我们在公开场合所做善事的称赞。他要我们过隐居生活，只把自己管好，这样才能使我们不为人所知，使我们不为人所尊敬和褒奖。他还建议伊多墨纽斯不要依据众人的意见和观点行事，除非是为了避免因为蔑视他人而带来麻烦。
在我看来，这些话是非常正确、很有道理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何我们有两面性：我们本来不信的事情，后来也会信以为真，我们所谴责的事情，我们也会违心去做。我们来听听伊壁鸠鲁的临终遗言吧，这些遗言是伟大的，是符合这位哲学家身份的，但仍有迹象表明他追求荣誉，他对荣誉的态度也恰恰是自己的学派所不容的。以下就是他临终前口述的一封信：
伊壁鸠鲁向赫耳玛库斯致敬。
我在一生中最后一天但也是幸福的一天写下这封信，与此同时，我的膀胱和内脏痛到了极点。然而，当我想起我的著作和教义时，心底十分愉快，所有的痛苦都得到了补偿。你从小就喜欢我和哲学，那么就请你将梅特罗道吕斯的孩子们置于你的保护之下。
这就是他的信。他想起他的著作时感到快乐。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他希望死后他的作品能流传千古，因为，他在遗嘱中要求他的继承人阿弥诺马库斯和提摩克特司在毎年一月举办他生辰纪念活动时，按赫耳玛库斯的要求支付所需费用。他的一些哲学家朋友会在每次满月第20天时为纪念他和梅特罗道吕斯举办招待会，这些费用也由他的继承人支付。
卡涅阿德斯是持反对意见的主要人物。他认为，荣誉之所以令人向往，在于其自身，就如同我们处理身后事，仅仅是为了这些事情本身一样，因为我们既不了解也无法享用身后事。这种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因为人们往往乐于接受最能投其所好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荣誉看做是身外之物中最重要的，但避免走两个极端，既不过分追求荣誉、也不过分回避荣誉。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西塞罗这方面的著作，我们就会找到相关论述。 他热衷于追逐荣誉，我认为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像那些人一样走向极端，他认为人们所垂涎的并非美德本息，而是与之如影随形的荣誉：美德如果无人知晓，那就和没有美德相差无几。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令我感到震怒的是，这种观点竟出自一位哲学家的头脑。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除了在公共场合外人们就不需要美德了。心灵是美德真正的所在位置，心灵的活动也只有在被他人所知晓时，我们才对它们加以控制和约束。卡涅阿德斯说：“假如你知道一条蛇藏在某个地方，有个人不知道就在那里坐了下来，而你又认为这个人的死会给你带来好处，这时如果你不提醒他注意，那你就做了件恶事，而且因为这样的行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就会显得更加恶劣。” 如果我们不行善，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惩罚就意味着我们做得正确，那么我们每天不知要干出多少坏事。 C·普罗提乌斯对塞克斯都斯·派杜寇斯十分信任，临终前将遗产秘密地交由他单独保管。派杜寇斯诚实地将这些遗产交还给了普罗提乌斯的家人。这样的事我也常做，但我并不认为这值得赞扬。因为如果不这么做，我会觉得可恶、下贱。西塞罗曾谴责P·塞克斯提利乌斯·鲁孚斯昧着良心把遗产据为已有，尽管这样不但没有违法，而且还符合法律规定。M·克拉苏和Q·霍尔坦西厄斯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一个陌生人伪造了一份遗嘱，想请他们去继承遗产，从而使他自己也获利。克拉苏和霍尔坦西厄斯都很满意，因为他们没有参与伪造遗嘱，不必受到谴责，也不会受到证人指控和法律的处治，因此他们并不拒绝用这样的手段来分得遗产。我觉得今天重提这两个例子是十分有益的。
为了获得荣誉而发扬美德是徒劳而轻佻的。 我们给荣誉定位并将它与运气区别对待，如果我们这样的努力也是徒劳无益的话，那还有什么比成名更出乎意料呢?行为之所以被人知晓，完全是由于偶然的运气。机遇完全不由我们控制，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荣誉。荣誉超过功绩，甚至大大超过，这样的情况我见得多了。第一个把荣誉比做影子的人所做的是超出他预料的事。首先，这两者都是极其虚幻的。其次，和影子一样，荣誉会出现在身体之前，有时甚至比身体还要长得多。有些人教导他人：表现勇敢只是为了荣誉，如果没有人看见就不要去冒险。尽管表现勇敢的会很多，但人们很难注意到这些勇敢的行为，因此还要留心是否有人将自己的勇敢行为传扬开来。这些人如此教导他人，究竟意图是什么呢?多少英勇行为都埋没在战斗中了?在混战中，若谁还有心思去观察他人的行为，那他是个无所事事的人，他在为战友的英勇行为作证时，也为自己的无所事事提供了证据。
对我来说，生命的荣誉就是一生的安宁。这安宁不是梅特罗道吕斯、阿凯西劳斯或阿里斯蒂帕斯所说的安宁，而是我自己所说的安宁。既然哲学家没能为大家找到通往安宁的道路，那就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吧！
恺撒和亚历山大有如此显赫的名声，不是靠运气那又是靠什么？多少人在开始的时候就被运气打倒！我们对这些人却一无所知，如果不是因为厄运结束了他们刚开始的事业，他们或许能表现出与恺撒和亚历山大同样的英勇。无数英勇行为因没人发现而埋没。我相信，不管是谁，只要稍加观察就会从经验中得出结论：最不引人注目的场合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场合，并且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伤亡惨重的往往是不很重要的时刻或争夺不很重要堡垒的战斗。人们为荣誉而英勇作战，所以重大的战斗相反损失较小。
有人认为，如果不在引人注目的场合牺牲，他的死就不值得。于是，他选择默默无闻地活着，但同时许多冒险的机会也就从手上溜走了。有人做好人只是为了让别人了解，让别人更加敬重他，他只有在别人可能知晓的情况下才去做好事。对这种人我们不能指望他能做多少好事。
英勇战斗应该是一种义务，无论是否被知晓，英勇可嘉的行为，哪怕只是一种念头，都应受到奖赏。存心行善的人从行善本身得到满足。英勇战斗应该是为让自己的内心无比刚强，能抵抗命运的任何打击。
心灵的作用不是为了炫耀、表现，而是为了我们内心的坚强。因为我们的内心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心灵让我们不再害怕死亡、痛苦和屈辱；它将我们武装起来，使我们能忍受失去孩子、朋友和财富的痛苦；如果有机会，它会让我们冒生命危险去参加战争。与一般的荣誉相比，这种好处要大得多，也更值得去追求，,因为一般的荣誉只是别人对我们的赞美。
要对一英亩地做出评估，就必须从全国选出十二个人。对我们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言行做出评价，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把它交给公众去做，但他们住往无知、不公正而且反复无常。将智者的一生交给愚蠢的人们去评判，这样合理吗？
如果一个向导晕头转向，那么无论他多么机巧与聪明，我们都不会跟随他乱走一通。当流言蜚语满天飞，搞得我们晕头转向时，很难选择一条可行的道路。我们不能摇摆不定，我们要始终坚定地跟在理智后面。如果公众愿意，就让我们来引导他们的行为取向。但这得靠运气，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他们一定得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即使我们走正路，也并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凭我们的经验，深思熟虑后发现它是最安全最可行的道路。
在一场暴风雨中，一位古代水手对海神说：“哦，海神呐！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让我活命；只要你愿意，你也能让我丧命；但我仍牢牢把握着我的船舵！” 在我生活的时代，我曾看见很多人灵活善变、世故圆滑。他们比我聪明得多，但他们往往毁了自己，而我却还活着：我高兴地看到诡计遭到失败。
波勒斯在出发去马其顿进行那次光荣的远征之前，特别告诫罗马的民众，在他不在时，不要对他的行为妄加评论。是啊，任由别人随意评论将阻碍你成就大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菲比阿斯一样坚定不移，像他一样不顾民众的反对意见。他宁愿让人们虚妄的幻想毁了他的权威，也不愿为了获得好名声和公众的赞赏而破坏他的工作。
听到别人的赞赏，我们总会显得很高兴，但我们也过于重视这些了。
我不太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而只在乎我自己的看法。因为外人只看到事物及其外表。 即使内心充满担忧与恐惧，每个人都会在脸上装出沉着与冷静的样子。同样，别人也看不到一我的内心，而只能看到我的外表。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谴责战争中的欺世盗名，因为对于一个世故老练而又胆小如鼠的士兵来说，有什么比既能躲避危险又能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更好的呢？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躲避危险，在我们真正陷入险境前，我们可以欺世盗名一千次。即使真的身陷困境，即使内心忐忑不安，我们也可以用表情来掩饰。传说如果戴上柏拉图的戒指，将戒指上的宝石转向手掌，就可以隐身。大多数人如果有这个戒指的话，都会在最该露面的时候隐身，因为他们后悔被置于如此荣耀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表现勇敢。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根据表象做出的判断是极其不可靠的；最可靠的莫过于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在那些功勋卓著的人中，有多少功劳是属于后勤士兵的啊！战土们坚守的战壕是别人挖的，一个士兵如果没有五十个先遣兵为他开路，并为了一天五便士舍身掩护他，他又怎么能建立功勋呢？
我们所说的提高声望就是让我们的名字广为传颂。我们使大家接受我们的名声，并期待这样能带来好处，这就是追求荣誉的理由。 特罗古斯在谈到希罗斯特拉图斯时，以及图斯·维乌斯在谈到曼利乌斯·卡庇托利努斯时说，他们更关心名声大不大，而不是名声好不好。这样的想法非常普遍。 我们热切期待人们谈论我们，而并不在意他们如何谈论。只要我们的名字能被提起，这就够了，而至于是以什么方式来谈论的，那就不重要了。似乎出名就意味着将生命置于别人的监守之下。
我没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姓名。在我的两个姓中，一个是我家族共用的，事实上甚至还属于其他家族。在巴黎和蒙彼利埃，有两个家族都用蒙田做姓。在布列塔尼和圣道日，也有两个家族用德·拉蒙田做姓。稍稍改变一个音节就足以混滑两个家族的事情：我们可以分享他们的荣誉，而他们却可能承担我们的耻辱。此外，我的祖先以前姓艾凯姆，现在英国也有一个名门望族在用这个姓。至于我的名字，任何人只要愿意取都可以得到。因此,某个与我同名的搬运工甚至可能会分享我的荣誉。此外，虽然我有特别的声望，但在我过世之后，和一般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许它代表虚幻并让人喜欢虚幻吧？
在一场激战中，如果伤亡一万人，那么只有不到十五人能被注意到。即使是伟大统帅要想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个人的行为也必须是可贵的壮举，或是他碰巧在战争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区区火枪手则更是很难被关注。事实上当我们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杀死一两个或十个敌人，或者临危不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平常的，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类似的事情一定也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但我们也不能太奢望从中获得特殊的声望。
一千五百年以来，法兰西有成千上万的人手握武器英勇战死，但他们当中知名的还不到百人。不仅统帅的姓名，还有战役和胜利成果，都埋没在我们的记忆里甚至消失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命运因为没有记载而不为人所知，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希腊人和罗马人有那么多作家和见证人，但他们的丰功伟绩为我们所知的只是凤毛麟角。
一百年后，如果人们还能依稀记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过法兰西内战，就已经不错了。拉栖第梦人战斗之前总要祭祀缪斯女神，以求他们的事迹能被生动形象地记载下来。他们认为英勇行为如果能得到见证，就能流芳百世，就是上帝特殊的恩惠。但是，难道我们能指望我们每次中弹，或每次冒险，都会有记录员一一记下？就算有一百个记录员，他们的记录在战场上顶多保留三天，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看到。古代能流传下来的记载连总数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命运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它们生命的长短。人们不会把小事写进历史，写进历史的只会是统帅，他征服过一个帝国或王国，赢得过数十次重大战役，而且就像恺撒那样总是以少胜多。一万名勇敢的士兵和伟大的将领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但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的妻儿才记得。
即使我们所目睹的建功立业的人物，在他们过世三个月或三年后，人们也就不再提起他们了，就好像他们从未降临人世一样。无论谁，只要是能进行理性思考的人，都会思考怎样的人和事才能名垂青史。 结果，他们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极少数的事件和人物能得到这种殊荣。很多杰出人物眼睁睁地看着年轻时获得的荣誉被人们所遗忘，痛苦万分，这样的事情我们见过多少啊？为了过几年沽名钓誉的虚幻生活，难道我们一定得抛弃我们真实的生活，进入到永久的死亡之中？对于如此重要的事，圣贤们给自己确定了更高贵、更正确的目标。 一个画家或其他艺术家，或修辞学家或语法学家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成名或许还情有可原。但美德本身是很高尚的事情，除了它本身的价值以外，不能索取任何回报，更不能从中得到别人赞赏的虚荣。
然而，这种错误的观点对公众也还是有用的，它可以促使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唤起人们行善，可以让君王们看到，整个世界都缅怀图拉真而痛恨尼禄，尼禄这个大恶棍曾经如此可恶和令人生畏，而今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随意诅咒和辱骂他。看到这种情况，君王们就会有所震动。愿这种观点尽可能珍藏在我们心中。柏拉图尽他全力使他的公民们有道德，他还劝告人们不要轻视其他民族的名声与尊严。他说，依靠神的灵感，即使是恶人也经常会在言语上和思想上分辨是非。柏拉图和他的导师都是有能力有魄力的大师，在人力所不及之处都有神的启示来帮助他们。
既然人们缺乏货币而无法使用通用货币，那就让他们继续使用假货币吧！所有的立法者都使用过这一方法。为了能控制民众，使他们服从，没有一个政府不是使用冠冕堂皇的欺骗性语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大部分政府将自己的起源与根基说得十分神秘，而且充满着超自然的奇迹。也正是这使得人们信仰那些鸟七八糟的宗教，连理智的人也成了它们的信徒。还是因为这，纽默与塞多留为了能更好地支配臣民，而向他们灌输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个编造了仙女伊吉丽亚的故事，另一个则说白色的雌鹿给了他神谕，指示他应该如何。纽默借保护神伊吉丽亚的名义加强他法律的权威。巴克特里亚和波斯的立法者琐罗亚斯德利用奥尔穆兹德之神，埃及的立法者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利用墨丘利神，斯基台王国的立法者萨莫尔克西斯利用女灶神，哈尔基斯德的立法者哈龙达斯利用萨杜恩神，克里特的立法者弥诺斯利用朱庇特，拉栖第梦的立法者利库尔戈斯利用阿波罗神，雅典的立法者德拉古和梭伦利用密涅瓦。每一个政府都依赖一个神灵来确保法律的权威。只有摩西在出埃及时给犹太人制定的法规才是真的，其他的都是编造的。
正如德·儒安维尔先生所说，贝都因人的宗教教导人们，为国王献身的人，他的灵魂会进入一个更舒心、更漂亮、更强壮的躯体，因此，贝都因人都愿意为国王去冒生命危险。
书抄于《蒙田随笔》。
是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米歇尔·蒙田创作的随笔集，于1580-1587年分三卷在 法国 先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