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子清
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青铜雕像，甚至比得上《掷铁饼者》和《大卫》！绑着绑腿的两条腿，粗壮，蕴着一种沉默中爆发的力。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站在一片翠绿掩映的树丛中。这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绿叶在阳光下发亮，浓郁得像飘在天空的云。他就站在云朵上。“他多英俊呵！”和我一同靠近他的人，这样感叹。
他实在是英气逼人！张子清，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兼三十一团团长。18岁毕业于湖南讲武堂的高材生，文武得兼，韬略齐备。 雕塑，定格了一个饱学博才、足智多谋的儒将风姿。从前和如今，张子清都让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由衷景仰。 这是中国革命历史性的时刻—— 在高高的山冈下，毛泽东微笑着向朱德招手，朱德快走近的时候，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过去。 两位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使劲摇晃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深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井冈山大会师。 之前的接龙桥之北阻击战，为这次会师创造了有力条件。时任第一团团长的张子清，就是在指挥作战时受的伤。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左脚踝骨。弹头深深地嵌在骨肉里。 不久，伤口发炎，溃烂，流着黑紫的血。最后，他不得不住进了小井“红光医院”。 对此，毛泽东有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张子清的伤情一天天恶化。他忍着无可名状的疼痛，让医生用竹镊子去夹骨头里的弹头，夹了一次又一次，怎么也取不出，子弹嵌得太紧太深了。 和他一起住在医院的800多名伤病员，全靠盐水消毒，青苔降温。好的时候，他能领到一包像小手指盖大小的硝盐，用于清洗伤口。 盐，多么奇缺之物。他每次领到它，都悄悄用油纸包起来。有几次，他的伤口疼得钻心，手就伸到了枕头下去取，摸了一下，两下，他终于又咬着牙将手缩了回来。 他一直用金银花水洗伤口，想把盐积攒起来。盐攒得越多，他的伤疼得越厉害，疼得夜里不能入睡。 1928年6月，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又一批伤员住进医院。伤员骤然增多，医院断了盐，不少伤员伤情开始恶化。这时候，张子清把护士排长叫到身边：“我给你一样东西，但你一定要按我的意见去做。” 他反复叮嘱：“盐不多，一定要把重伤员的伤口洗一遍，有可能的话，再把所有伤病员的伤口洗一遍。” 此时，他自己的伤在恶化，不得不让医生用菜刀，割掉那些溃烂的皮肉。最后，他失去了一条和他一起翻山越岭的左腿。 那是用木工所用的锯截下的。青冷的刀锋进入他的躯体，先是肉，尔后是骨头。那声音，在听惯了枪炮声的人看来，似乎微弱。但锯齿，有如在人的心尖上拉来拉去。大“围剿”来了，张子清和伤势严重的红军官兵，被转移到山洞。井冈山上的大雪，奇迹般地下了40多天。他爬到洞口，抓把雪团解渴。在荒无人迹的山岭，度过了人生最寂寞、最苦难而又受到死亡威胁的日日夜夜。终于熬到了温暖的春天，洞口边，一棵野草发出嫩芽。他多么渴望生命的延续，甚至听到了山冈上疾走的脚步声。可是，病入膏肓的伤势，彻底吞噬了他原先雄健的肌体。有谁知道支撑张子清度过艰难岁月的是什么？可能是信念吧？！人不能没有信仰。而信仰又以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崇高。以崇高信仰为支撑的信念，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 1930年5月，最后的时刻到了。张子清拉住警卫员的手，泪水夺眶而出。他断断续续地倾诉对慈母、贤妻和爱女的眷念：“我……不行了……我死了，请……请你们一定……一定设法……转告我的母亲……” 母亲不相信儿子会死。十几年中，她天天盼儿子的信。临终时，老人嘱咐身边的人，如果儿子来信了，要送到她的墓里。妻子也不相信他会死，望穿秋水，等他归来。 站在这尊雕像前，我把目光向远处眺望又眺望，希望看到遥远的湖南桃江县坂溪乡风景村的村口，那里有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可我面前总是呈现一双女人眼睛，泪水在眼眶蓄积，蓄积，满满的，顺眼角流下。雕像无言。 山风阵阵，依稀传来他疾步如飞的脚步声，时近时远……
记伍若兰
她死于忠贞的爱情。多少年以后，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朱德：“提起伍若兰，你为什么显得那么消沉？不爱她吗？”
隔着一张小桌，他们相对而坐，烛光照着朱德多皱的面庞。他表情沉重，像是凝视着想像中的情景，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她后来被国民党抓住，折磨她很久，才砍下了头，悬挂在她家乡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说完，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从回忆中挣脱出来。史沫特莱在著名的绝笔之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这样记载：“他开始听说、后来又亲自见到一名女宣传队员，她在农民中真是无人不知，是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年龄只有25岁，演讲富有魄力、才智，大脚，体格非常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她并不好看，可是一双大眼闪烁着智慧与果断的光辉。”雕塑园，仅有两位女性——贺子珍和伍若兰。她们并不是作为伟人的妻子，而是以井冈山斗争主要领导人的身份站立在此。 凝眸雕像，你不会找不到美，因为你找的到真。 伍若兰在一次激烈的突围战斗中，腿部中弹被俘。那会儿，她已身怀六甲。 敌人对她施行了“吊打”、“踩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敌首刘士毅说：“你已落在我们手上，只要你能自首，或公开声明一下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伍若兰坚贞不屈。也许，听到“朱德”的名字，一股热流涌进了她的心房。他是她的良师益友，是她心爱的丈夫，也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也许，她还想起了朱德率领湘南起义时说的话，“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她怒目痛斥道：“告诉你们的主子，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背叛共产党，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1929年2月12日，伍若兰被绑往赣州卫府枪决。她的头颅被割下，悬挂在赣州城楼。 她，当时只有26岁，即将做孩子的母亲。没有人会听到婴儿的哭声。残忍的敌人剖开她的腹部，上面刺了6刀。那个小小的生命，是与她血肉相连的胎儿。晚年时的康克清，常常悲痛地回忆这段往事，她对儿孙们说：“伍若兰的牺牲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她是我参加红军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同志，又是我们妇女组的骨干，有许多优秀的好品德”；“伍若兰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您奉献的远远胜过一个女人，您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在伍若兰和贺子珍的雕像前，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写下这样的文字：“她们面若桃花美丽，笑若繁星灿烂。贺子珍在峥嵘岁月中共失去6个孩子，而伍若兰惨遭杀害。作为女性，有什么比做母亲更让她们向往？作为母亲，有什么比得上孩子更令她们骄傲？可在信仰面前，这样的向往和骄傲都被忧伤地舍弃了。”她死于忠贞的爱情。一种超乎个人生命之上的崇高爱情，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伍若兰倒下的时候，是一个雪花漫舞的冬日。 在更早的一些时候，离井冈山不远的庐山上，一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早晨攀上她家屋后的山岭，采摘回来一大把鲜花，然后插在花瓶里，从不间断。 多年过后，这个以写中国民间生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回忆幸福如斯的童年时，清楚地记得，她最喜欢采摘的是紫萁和百合。但有一种黄色的百合，她却从不采摘。因为，这种百合的花期只有一天，她心疼它生命的短暂。朱德一生都酷爱兰花，留下了“唯有兰花香正好”的诗句。 1962年春，他以76岁高龄回到阔别了33年的井冈山。刚落下脚，就急切地问井冈山的同志：“我记得有一个地方，遍地长着兰花，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他手拄拐杖，到处寻找兰花。在经过一片茂密的林子时，远处飘来了一阵阵清香。他激动地说：“是这里，是这里！”兰花无风自吹香。他蹲下身来，细细地看着那些开着小白花的井冈山九节兰。他采了几瓣，放在鼻子前闻了又闻，说：“清香扑鼻啊！”
记王尔琢
他化作了一块石头。一块活的石头，汉白玉和花岗岩里有他奔突的血。
这是特殊材料打凿的人！ 王尔琢和许多战友一样，牺牲在生命最灿烂的年华。那年，他25岁。 在井冈山59位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的先烈中，有90%以上是20多岁的青年。何挺颖24岁，张子清29岁，宛希先23岁，邓家海29岁，刘真27岁，王佐25岁，邓贞贤21岁……法国文豪雨果说：“每当人间英雄逝去时，我们都会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永远不会熄灭。”我长久地注视着雕像，尔后，我听到了轰鸣的响声。王尔琢之死，死得悲壮惨烈。他不是死于敌手，而死于他昨日的同乡、战友，又被他视如兄弟的叛徒之手。他是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这个地主家的阔少爷，受不了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一心想脱离红军，投靠赣敌刘士毅部，以图升官发财。 1928年夏，红军在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同那些悲观失望的人一样，袁崇全认定“井冈山红旗打不了多久”。 8月28日，袁崇全率部投敌。闻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王尔琢，骑上马就去追赶。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回来。黑夜中，袁崇全恼羞成怒，举枪扫来一梭子，王尔琢当场倒在血泊中。他一直坚信能把袁崇全唤回来。倒下的那一刻，一定在心里默念：“我是他们的团长，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他的心纯得像水晶。在此之前的1927年4月初，王尔琢曾率军打到了上海外围。有一天，蒋介石的两个亲信，携带蒋的亲笔信来先遣军司令部找王尔琢。说如果他听命于蒋先生，就正式委任他为军长。王尔琢看了信，放声大笑，笑得十分响亮：“一个军长太小了，应该给我一个军阀，一个大军阀！”8月28日那天，他是顶着横飞的弹雨向前走去的。子弹打在脚前的地上，发出一连串“啾、啾、啾”的声响，卷起一道道烟尘。他仍义无反顾地朝前走……“砰砰”，两颗子弹射进他宽厚的胸膛。他倒在布满石头的地上，过于坚硬的石头，一定硌疼了他的脊背。可是他已经全然感觉不到疼，他进入了一片殷红。 在他倒下的时候，受蒙蔽的官兵，整整齐齐回到了革命队伍。有人说，原以为只有穷才革命，只有走投无路才造反，井冈山的革命都是穷苦的农民揭竿而起，但和王尔琢一样的许多青年俊杰，他们有的来自黄埔一期、黄埔四期、黄埔六期，有的来自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他们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不屑于蒋介石的高官厚禄，追随革命参加了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1928年10月，红四军在宁冈会师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万分痛惜，含泪写下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据说，毛泽东一生只为3个人开过追悼会。一个张思德，一个王尔琢，另一个是陈毅。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只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是爱妻伍若兰牺牲，第二次是哭挚友王尔琢。骁勇善战、才华横溢的一代青年战将王尔琢，曾慨然明誓：“革命不成功，不刮胡子，不理发。”为此，他得了个军中“美髯公”的称号。今天，中国革命终于成功，我面前的他，化作了一块晶莹的石头——他已经是一头漂亮的中分发型。 与王尔琢感情甚笃的肖克将军，当年因身负重伤，未能参加追悼会。一直到晚年退居二线，才了却心愿。茫茫原野，一座不起眼的墓，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掩面而泣，老泪纵横……常怀诗情的将军，一字一顿地吟诵：智勇双全震赣湘，为除叛逆以身戕；时逾半纪临君墓，如见英姿焕大荒。（《谒王尔琢墓》）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王尔琢是活着的。
记何长工
看到军旗，我就想到了你。高大的身姿，屹立园中，有一种玉树临风之美。何长工，这名字配他！
在井冈山斗争中，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设计军旗，改编王佐和袁文才所部，坚守井冈山……为革命，他丢了一条腿，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惨遭杀害。这样一个名字，容易让人以为他是长工出身。其实，他早年漂洋过海，赴法留学，能文能武。“马日事变”后，湖南军阀悬出重赏，四处通缉捉拿他，他不得已改名隐蔽。毛泽东根据他曾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做过工，就为他起了“长工”这个名。“为革命打‘长工’嘛！”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对他说。 我想像着那个激情澎湃的前夜。中央指令传来：秋收起义要亮出工农自己的旗帜！前敌委员会指派何长工与师参谋长陈树华、副官杨立三设计制作军旗。何长工以留法期间见过的前苏联红军军旗，提出设计方案。那草图不知今存何处？它只是一页方纸吗？上面的线条和色彩，绘出了一支人民军队有关使命的基因图谱。我想像何长工用手抚摩闪着红光的军旗，一针一线将黄色的五角星、镰刀和斧头缀在上面的情景。那一刻，他把忠诚和智慧抽成丝，也织进了伟大的旗帜上。 据说，军旗图样确定后，修水县城的数十名裁缝纷纷请缨，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几天几夜，100面崭新的军旗诞生了。她们鲜艳而蓬勃的生命，正静静等待着，等待着走进风雨雷电，刺破黑暗浓积的苍穹。1927年9月9日，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在修水县城升起。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何长工沿着秋收起义的崎岖山径，从历史的尘烟中走来。他一定看见鲜红的军旗鲜红依然，正伴着“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铿锵誓言，猎猎飘扬。 何长工常常对人说：“我们当时要打仗之前，互相之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牺牲了’。另外一句话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 壮士一去不复回。然而他们的生命并未真正消逝，而在另一种形式里犹然可见，就像雕塑。这是崇高的另一种存在；这是精神的另一片天空。 晚年时候，何长工重回井冈山。他缓步走进雕塑园，默默地看着，不知不觉眼角流出了泪水。恍惚间，那些英烈复活了，他已忘记生与死的界线，仿佛回到了从前。少顷，他哽咽地问身边的人：“这里怎么没有我呵？”陪同他的人说：“他们都是不在世的。” 何长工沉默良久……多年过后，他如愿站在了战友的中间。他和他们一起，筑成了一道高山仰止的至美风景。 歌德说：“人的榜样教我们相信神的存在。”他所说的“人的榜样”，应当就是指像何长工这样的人。“为人民扛一辈子长工”。一个平凡的名字，让一些人羞愧，让一些人奋进。大凡有山必有庙。来井冈山的人，都会惊奇发现，这里山清水秀，峰峦叠嶂，却不见一座寺庙。当地百姓说，井冈山的人民只相信共产党。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几十年不变地让人们的信仰，如此忠贞不渝，如此坚定不移，如此百折不挠！“不朝圣来不拜仙，我来朝拜井冈山。人说你五千八百尺，我说你天下第一山！”在精神的天空，永远闪烁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人民军队“八一”军旗上飞扬的理想和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