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10-10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问题描述: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挺不作张芝作索靖东坡题䟦
解析:
冢是坟墓，这里可以当成矮小的土丘
即是接近的意思
古人磨墨磨的是墨块，所以量词是挺
张芝是草书的集大成者
索靖也是一个书法家
那个方块是印章的标志吧
毛笔成了坟墓，墨水写了一池塘那么多，不如王羲之也接近王献之了吧；笔写秃了千管，墨磨光了万挺，不如张芝也能比得上索靖吧——苏东坡题
此联背景：
技法论 苏轼著
题二王书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书所作字后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跋庾征西帖
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吧其为伯英再生。今观其石，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
书张长史书法
世人见古有桃花司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书张少公判状
张旭常熟尉，有父老诉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张惊问其详，则其父盖天下工书者也。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尽，文与可亦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
记与君谟论书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然常患少暇，岂于其所乐常不足耶？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
跋君谟书赋
余评近风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陈隐居书
陈公密出其祖隐居先生之书相示。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昼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跋欧阳文忠公书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跋王荆公书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跋黄鲁直草书
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
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
跋秦少游书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
书砚
砚之发墨者必费墨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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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苏轼，早已为世人熟知。而书法的苏轼，却往往需要拨去层层迷雾才能准确认识。所谓“迷雾”，并不是指历代对于苏轼书法成就的评价——宋代书法，苏、黄、米、蔡，已成定评——而是指苏轼对书法的论说，以及世人对其论说的理解。
苏轼对书法的论说最著名的当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了。既然“意造”、“无法”，当然对点画也就懒得细细推敲了。苏轼还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只要会通古人书意，那些基本技法不学都可以。
苏轼真的不重视古法吗?不是的。从他所说的“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来看，发奋达到前代书家的水平，是他强烈的愿望。从他的学生黄庭坚对他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学书经历：“东坡少时规模徐会稽(浩)，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邕)书，其毫劲多似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上述苏轼对书法的论述呢?
首先，苏轼对前辈书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既然后人难以在“法”上超越唐人，同时，魏晋“锺、王之法益微”，苏轼便立足在继承和发扬魏晋“萧散简远”上，与前人一争高下了。
当然，时代不同了，魏晋士人雅好清谈，风流相扇，从容镇定，喜怒不形于色所带来的平和自然、含蓄蕴藉的中和之美已不复可求。苏轼做到的只能是寓心适意、顺其自然，重在个人意趣、情怀、性格之自由抒发。但求遣兴畅怀，不计工拙，不避丑怪，不拘泥形式美，从而在他的作品中，充溢着一片率意天真。苏轼对古人但师其意，不袭其貌，这使他颇为自得：“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其次，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章修养是他的书法艺术构成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黄庭坚评苏轼的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他自己也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正是有了这种读书万卷，他的书法才表现得那样自然，那样个性鲜明；也正是有了这种读书万卷，在中国绘画史上，他才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命题。他不仅突破“倚声填词”的束缚，自创《大江东去》，甚至他敢于在科举考试中，“臆造”典故，蒙住了主考官。
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和杨万里《诚斋诗话》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科考及进士第，其试卷中用了一个“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饱学的主考官欧阳修、梅圣俞居然茫然不知典出何处。事后梅问苏，苏轼徐徐地回答说：“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这就是苏轼!无怪乎欧阳修闻听后“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善读书，善用书，才使苏轼有如此胆量，不仰视古人。联想当今书坛，普遍把书法仅看作是书写技巧的练习，甚至连基本的技巧都不具备，就敢胡乱涂鸦。如此理解苏轼，不仅是苏轼的悲哀，更是当今社会，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