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用在毛主席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为了给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找到出路，毛主席一生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险情，但他从未退却过。
1925年，他在韶山老家养病时，被当地军阀下了通缉令，幸亏有人提前报信，他才得以脱离危险。
1927年，他到长沙县板仓乡组织革命活动，敌人得到了他的藏身的地方，派了一波士兵前来围攻，最后他机智假扮成病人，骗过了敌人的严查。
1935年，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他率军到了甘竹山，遭遇敌机轰炸，幸亏警卫班战士眼疾手快将他推到一旁，他才得以幸免于难。
能够渡过这些险情，除了毛主席超乎寻常的冷静和非同一般的智慧，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在这些险情发生时，他身边都有“贵人”相助。这正应了那句话：得道者多助。
笔者本期要介绍的，就是毛主席在革命道路上，一次“九死一生”的遇险情况。这一次，他遇到的是一群“贵人”。
1929年夏天，因为一些想法和主张一时不被同志理解，毛主席落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这对当时一心想要搞好革命工作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正好当时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极快，已经开始筹备召开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对于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闽西地方领导没有实际经验。于是时任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便向红四军前委提出申请： 邀请毛泽东来指导工作。
就这样，36岁的毛泽东暂时离开新四军，带着怀有3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一行人赶往了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村。为了掩人耳目，毛泽东化名为“杨子任”。到了目的地后，毛泽东听取了当地领导的汇报，发现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比如当地土地、武装群众与物价对比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摸透。
毛泽东是从普通劳动者中成长起来的红色革命先行者，他知道什么对于老百姓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当即让大会代表先就这些问题做详细的调研，深入基层实地考察。
会议召开的地点定于上杭县蛟洋文昌阁，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和贺子珍一起来到了这里。在会议上，他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都给予了很多很有建设性的指导。
10天的会议结束后，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和贺子珍在粟裕带领的一个支队的掩护下，来到了位于永定县石岭乡下寨村，住在了当地干部张茂煌的家中。
毛泽东刚到村里时，每天忙完公事，便帮着张茂煌家里干农活。 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不久他生了一场重病：疟疾。
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这种病很好医治，但这是建立在现代医疗水平发达的情况下。在当时疟疾这种病可是相当难治，当地人把这种病看作是外地人进入闽西地区水土不服引发的“瘴气”病，又被称为“打摆子”，自古以来这种病都有极高的致死率。
这一突发情况，也让当地干部张茂煌和负责毛泽东安全的粟裕慌了神。虽然他们每天都尽心照顾，但他的病仍一天比一天严重。大家也知道不能再拖了，于是便赶忙请当地的郎中来就诊。
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在生病的第一时间就找郎中前来就诊呢？其实这种情况粟裕早就考虑过，只是当时局势危机，一旦前来看病的郎中走漏风声，大家就有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所以起初在病情还比较稳定的时候，大家不敢冒这个险。
现在眼看毛泽东的情况一日比一日严重，大家不敢再耽搁，只能赶紧找郎中。只是当地的很多郎中医术并不高明，看到病人患的是疟疾后，他们不是害怕自己被传染，就是借故离开。几波郎中的来来去去，无疑加大了走漏风声的可能性。最终经过再三考虑，为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安全，大家决定让他们夫妻二人再次转移。
只是转移到哪里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最后经过商议，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这就是位于金丰大山深处的永定县岐岭乡青山下的牛牯扑村 。
选择转移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三方面考虑的，一方面是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很适合毛泽东静养；另一方面是这里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群众基础高；还有一个方面则是牛牯扑村在深山沟中，山林茂密，如果出现什么突然情况，也便于隐蔽。
就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被转移到了牛牯扑村。进了村，经过组织慎重考虑，毛泽东和贺子珍被安排住在当地农民陈添裕的家中。
陈添裕出生于穷苦家庭，从小看着地主掌握着绝大多数土地，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直到我军来到这里，带着当地百姓开始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大家的日子才好了起来。这让他对我军充满了热情和好感，他带头加入了当地的赤卫队。虽不算是正规军人，但陈添裕显然是一名忠诚可靠的革命农民。
同时，对当地的地形和 社会 情况，陈添裕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也是组织决定让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他家的原因。
听说陈添裕家来了一群红军，当地老百姓都闻讯而来。很多人还将家里舍不得吃的食物拿来给毛泽东补身体，可以说这里村民从头到尾都没拿这位“杨先生”当外人，将他照顾地很是周到。
只是在陈添裕家里住了还没几天，附近的敌人活动越来越频繁，村子里人多眼杂，难免出现什么纰漏。在这种情况下，“杨先生”不得不再次转移，从安全方面考虑，再转移的地方势必是人越少越好。最后经过商议，大家决定把“杨先生”转移到天子崠的青山下。
只是在这样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哪有房屋供人居住呢？好在当地有很多为了造纸搭建的竹寮， 在七月流火的季节，住在山间以竹子搭建的房屋，不仅清幽而且还很凉爽，这样既能保证“杨先生”有安静的办公环境，同时也利于他养病 。
最后，当地村民一起出力，在山间给“杨先生”一行建了3间竹寮，一间供“杨先生”和夫人居住，一间供警卫员居住，还有一件做厨房使用。为了方便“杨先生”处理公事，他们还用竹子做了办公桌椅。
山间的花草树木和林间的鸟鸣相映成趣，这种清幽静雅的环境，“杨先生”喜欢得很。更令大伙儿高兴的是，到了这里后他的身体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有一天心情不错的他，还提笔给竹寮起了个充满书卷气的名字“饶丰书房”。
其实山间的环境看似清幽，但实际住起来却并不“舒服”。这里有很多蚊虫，经常会被叮得满身包。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身患重病的“杨先生”却依旧坚持开展工作。
疟疾不发作间隙，他会亲自下山到附近的村子进行实地调研，向贫苦农民了解：过去种地主田地多少亩？交多少租？纳多少税？革命后分了多少田？收了多少粮…… 这其实就是巧妙地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在曾经和现在田地情况的对比中，让普通老百姓简单直观地明白了革命的意义 。
不过“有得必有失”，在“杨先生”深入基层做调研的同时，他的行踪也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了。这个人就是歧岭乡原本的地主张克识。在土地革命中，他的田产被老百姓分了去，这也让他对当地的老百姓和领导土地革命的红军心生怨恨，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展开报复。
当张克识看到“杨先生”经常出没于附近村子，和老百姓说话也是侃侃而谈，器宇不凡，便断定：“杨先生”一定是共产党里的大人物，如果向国民党告密，肯定会立下大功，到时候不仅自己分出去的田产有机会收回，说不定还能从此飞黄腾达。
于是他便将所有关于“杨先生”的情况，秘密汇报给了县里的国民党民团团总林蔚民。对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样貌体型，国民党方面早已通知到各地。林蔚民听了张克识的汇报后，猜测这个“杨先生”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他也知道毛泽东在我军中的重要地位，便盘算着：拿下“杨先生”，从此加官进爵。
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找来了下洋民团头子胡宗南商议，同时还向国民党广东大埔县长梁若谷告发。经过商议后，最后他们将抓捕“杨先生”的行动时间定在了9月17日。
为什么要定在这一天呢？一方面9月17日正值中秋节，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这一天基本是没有人外出的，这无疑会让敌人的行动更不容易被察觉；另一方面，他们打听到“杨先生”的病是每隔两天发作一次，发作的时候病人全身忽冷忽热，基本没有行动能力，9月17日正好是发作时间。
就这样在9月17日，胡宗南、林蔚民带着13个国民党民团，伙同大埔县保安团600多人，兵分两路，呈合围之势向牛牯扑村展开了“围剿”。
敌人在来之前已经打听到，带领赤卫队保护“杨先生”的村民叫卢其中。为了确定“杨先生”的确切位置，敌人想到了一条“毒计”：放火烧了卢家的房屋。卢其中妻子当时正在家中，见有人烧毁自家房屋，便赶忙往山中赶去，打算把这一消息告知丈夫。
卢其中虽然只是赤卫队员，但是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见到妻子寻来，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其中有诈，妻子肯定被人跟踪了。于是，他当即向保护“杨先生”的警卫连领导粟裕做了汇报。大家商量之后，便迅速做出了应战准备。
当敌人紧随其后赶到牛牯扑村时，粟裕率领的警卫连和当地赤卫队员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他们暂时压制住了敌人的攻势，让敌人难以继续向前进发。
虽然警卫连战士和赤卫队员英勇抗击，但实在架不住敌人人多势众，大家只能边向敌人反击边缓缓撤退。就这样，一直到晚上，敌人都没能前进多远的距离。敌人也考虑到，晚上林间漆黑，倘若贸然前进，很有可能给我军可乘之机，于是他们便想到一个歹毒的主意：放火烧山。
如果抓不到活的，他们就要将“杨先生”和警卫连战士，以及这些参加了赤卫队的农民全部烧死在山中。好在这些农民都很熟悉地形，很快就带着战士们找到了躲避大火之处。这一夜，顺利地度过了。
次日天一亮，敌人又开始了严密的攻势，随着他们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杨先生”等人面临的形势越发危急。粟裕和陈兆祥经过紧急商议之后，决定派几个熟悉地形的农民把“杨先生”和贺子珍火速护送到10华里外的雨顶坪村。在那里，会有咱们红军的其它力量支援。
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陈添裕和另外三个村民身上。他们赶忙跑到“杨先生”居住的竹寮前，向他汇报：“ 杨先生，有情况，赶快转移！ ”
听到这一消息，贺子珍连忙跑去收拾包袱。不过“杨先生”表现得却很镇定，他没有立刻出发，而是先和几位村民了解了情况，商量好了转移的路线，这才开始转移。
10华里的路程，听上去并没有多远，但我们要知道这段路都是崎岖陡峭的山路，真要走起来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
起初陈添裕等人用土藤扎了担架，想要抬着“杨先生”转移，但真正开始赶路才发现，担架用起来很不方便。山林陡峭，前面抬担架的人和后面抬担架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保持平衡。他们只能选择两人一组，用肩膀架着“杨先生”和夫人转移。
贺子珍当时虽然已经5个月的身孕，行动有些不便，但是在两位村民的帮助下，赶路问题并不大。反倒是“杨先生”，因为疟疾发作，没走多远就气喘吁吁，两腿发软，难以前行。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陈添裕便让两位村民架着“杨夫人”先走，他和另一位队员架着“杨先生”紧随其后。
只是还没等走出去多远，敌人的枪声就越来越近。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陈添裕觉得架着“杨先生”走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很有可能会被敌人追上，于是便提出： 还是背着“杨先生”吧 。
但“杨先生”却怎么都不同意，坚持要自己走。这可急坏了陈添裕，他直接不给杨先生拒绝的机会，俯身就把他背在背上开始狂奔。 “杨先生”身材高大，有一米八几，只有高个子的陈添裕背得了，另一位村民想跟他换着来都不行。
为了躲避搜捕的敌人，陈添裕还专门挑了后山的小路走。对于这条路，敌人不熟悉，但陈添裕从小到大就在这一带生活，自然熟得很。只是这一次，他因为背着魁梧的“杨先生”，没走多久，他就累得气喘连连。
“杨先生”听着周遭的动静，发现和敌人的距离拉开了很多，多次对陈添裕说：“ 安全了，放我下来吧。 ”但陈添裕根本听不进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即便累死，也要把“杨先生”安全送到雨顶坪村 。
山路越来越陡峭，敌人的枪声此起彼伏，陈添裕背着“杨先生”一路狂奔，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衣衫，但他没有丝毫减速。跑着跑着，他的鞋子都掉了，他顾不上停下来穿鞋子，只能赤着脚继续赶路。他的脚一次次直接踩在凌厉的岩石和荆棘之上，整个脚布满伤口一直在流血，但他似乎没有任何感觉，始终坚定往前奔跑。
在那一刻，似乎时间已经停止，耳边只有飒飒的风声和不时传来的枪声。不知过了多久，雨顶坪村近在眼前，陈添裕才停了下来。
其实早在路上的时候，陈添裕就已经体力用尽，之所以能够一路坚持将“杨先生”送到这里，靠的就是顽强的意志力。现在终于送达， 陈添裕心里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刚放下“杨先生”，他就晕倒在了地上 。
毛泽东托着虚弱的身体，赶忙和其他村民一起扶起了陈添裕，他们看到他的脚上纵横交错的伤口，还有脚底扎满的荆棘山刺，一时间相顾无言，但每个人的眼眶都泛起了泪光。他们将陈添裕抬进屋里，给他擦洗了身上的汗水和脚上的血水，又找来缝衣针，将他脚底的山刺一根根挑了出来。
看着陈添裕这个样子，想着他一路背着自己翻山越岭，“杨先生”感动不已，口中连说：“ 多亏了陈添裕同志啊 。”
而比“杨先生”早一步到达的“杨夫人”贺子珍，内心更是感动不已。她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们，便从包袱里拿出她仅剩的3块大洋，对这些农民朋友们说：“钱不多，聊表谢意”。
3块大洋，在那个时候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但这些农民都摇头不肯要，贺子珍再三放到陈添裕手里，他都不肯拿。
这些赤卫队的农民冒死帮助“杨先生”和“杨夫人”，图的并不是什么报酬。在他们看来，红军都是为了让他们这些农民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才舍生忘死地革命，帮助“杨先生”和“杨夫人”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怎能收受报酬呢？
“杨先生”站在一旁想了想，便拿了一个本子，把这些农民的名字一一记在了本子上。他感激地说道：“ 我忘不了牛牯扑人民！ ”
第二天，前来接应的部队要护送“杨先生”离开了。在走之前，他亲手给陈添裕等一群农民写了一张欠条，让他们一定要在革命胜利后来找自己。
当时这张欠条是交给陈添裕保管的，只是他并不识字，看不懂上面写了什么。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杨先生”其实就是毛泽东。
一直到多年以后，陈添裕等农民才辗转得知“杨先生”的真实身份。此时陈添裕才知道那张“欠条”的分量，只是那张“欠条”早已不知所踪。对此，陈添裕和他的农民兄弟们倒也觉得没什么，本来他们就没想过让人家报答。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陈添裕等参与当年行动的农民朋友，都高兴得很。很多村民和他们开玩笑：“也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还记得你们？”每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们总是说：他肯定记得啊！咱们当年可是一起死里逃生的。
他们果然没有猜错，毛主席没有忘记他们！ 1953年国庆前夕，毛主席亲自邀请陈添裕作为农民代表到北京观礼 。
当村领导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添裕时，他激动不已，原来这么多过去了，毛主席真的没有忘记他们哥几个。他多想能够去北京，再见毛主席一面。只是妻子正要临产，他中年得子，岂能不陪在身边？无奈之下，他只能让堂弟陈奎裕代替自己进京观礼。
陈添裕想的是，堂弟当年也是出过力的农民之一，让他去也没什么不对。再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主席应该也分不出他们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了。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毛主席接见陈奎裕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他不是陈添裕，他笑着说：“ 你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 ”
24年过去了，主席记得的不止是背着他的陈添裕，其他那些村民，他也不曾忘记。他紧紧握住陈奎裕的手，亲切地说：“ 我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陈奎裕听完，直抹眼泪。
当年主席给他们3块钱大洋作为答谢，他们不肯要。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主席便邀请农民代表来北京，看一看咱们的新中国，以此作为报答。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新中国成立，没有什么是比从此翻身作主，过上新生活更好的报答了。
谨以此文，纪念像陈添裕和牛牯扑的村民这样曾帮助过毛主席的“贵人”，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