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三十年前更应该读柏杨
雷颐
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华人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自然也冲进了国门初启的中国大陆。此时，“文革”结束不久，从思想界到普通民众，都在反思这场巨大的浩劫为何会持续十年之久，为何几乎全民陷入那种疯狂之中。人们从反思政治、经济、体制起，进而反思思想和文化因素。由此，形成了80年代的“文化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民性都作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和严厉激烈的批判。
然而，承担这种文化、传统反思批判重任的，其实大都是学术刚刚起步的中、青年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代人的学养明显不够，学力确实不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传入大陆，引起强烈反响。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作了深刻、尖锐的解剖与批判，语言犀利尖刻，但后面却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为支持，稍后引进的他的《中国人史纲》证明了此点。此时台海两岸暌隔已久，经济、政治、社会制度迥异，文化氛围也非常不同，从日常生活到书面语言，甚至许多词汇已经不同，双方接触之初，均有“隔”的感觉，曾经造成不少误解、笑话。然而，读柏杨的书不仅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理解困难，没有“隔”的感觉，反而都能感到他的尖锐深刻、痛快淋漓，感到他“说的就是我们”！因此，他的著作才能在大陆一纸风行，洛阳纸贵。这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化、中国人国民性的分析超越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层次，确实深入到了两岸、甚至世界华人灵魂深入共同的“深层结构”。
“文化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比喻，人们往往因此将他作为“全盘”“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观点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所谓“文化酱缸”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开始沉淀，使水不能流，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因此他对中国传统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的许多创造与辉煌都有客观的分析、评价和肯定，认为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到明代，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也就是说，他认为明代以前中国文化并非“酱缸文化”。他指出，文字狱与八股文是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酱缸”的两个工具。文字狱是外在的威吓，而八股文是内在的引诱，将读书人拖拉进官场，并且做官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人性尊严在封建官场中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柏杨先生不是“学院”内的学者，能写出种种洞察人性、洞察历史的巨著，不能不说与他的特殊经历大有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尚未“解严”时期，他曾受十年无妄之灾，几乎被枪决，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老黑格尔曾经说过：同一句话，从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中说出和饱经风霜的老人口中说出，涵义大不一样。那么，对更加丰富万端的人类历史、人性的善恶丑美，不同人、不同经历者的叙事，涵义则更不一样。长期艰难的狱中生活磨炼，使他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优劣、政策的得失、社会的兴衰、人心的向背、人性的善恶有着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因此，他的洞见，恰是许多高头讲章式的“学术著作”所缺乏的。
柏杨先生著作刚刚引进大陆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开放起步不久，也是我们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无人不为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所震惊。柏杨先生的著作，当时是力促我们深深自省的警世之音。近三十年过去，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瞠目，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已不是中国能否“崛起”，而是中国如何“崛起”、“崛起”后对世界会有何种影响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情况下，一种虚骄之气勃然兴起：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有人说五百年来一直是西方制定世界规则、现在是中国为世界制定规则的时候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世界、为万世开太平……这时，其实更应该看一看国民性素质究竟提高了多少，我们的“文化”是否已摆脱“酱缸”。因为一个强壮但骄横自大、没有谦卑精神、缺乏自我反省的人，对人对己，都未见是好事。所以，现在比三十年前更有认真读柏杨的必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