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07-06-21
李煜词中的愁情
李煜的个性、气质、信仰、追求以及登帝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担当的责任更加剧了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并随之渗透到他的词作中。
对于忧患，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忧患是因当事者发现了得失成败与自身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下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人的自觉的表现。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学而终为治国安家平天下的济世宏愿。因而对自身（“小我”）的关注就相对淡漠，而更强调追求实现国家民族的宏大伟业（也即“大我”）。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增强的自觉与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去实现理想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忧患心理。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忧患意识几乎代表了中国圣哲志士的共同心理，并逐渐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正可谓忧患的心态始终“笼罩着中国思想者，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史。”李后主作为其中的个体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因其独特的地位，即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这就决定了他矛盾彷徨、忧郁愁的思想情态，而词则成为他用以宣泄寄托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
论述后主词中的愁与忧患，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后期（亡国后）而常常忽略了前期的作品。其实，这一意识在李的前后期作品中都可以寻觅到。但众多的词学理论家习惯将李煜的生平分为两个（亡国前后）或三个时期（从其出生公元937——961年即位；962——975年，即从即位到其39岁亡国降宋；976——978年亡国入宋至去世。）（P369）由此，便将后主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个主观的假设推定，即凡是表现悲愁哀苦主题的便被冠以李煜亡国后所作，而将那些描写宫廷生活、少女伤怀等内容的作品一概视作李煜前期的作品，即亡国前的作品，甚而由此得出，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帝王奢侈糜烂的生活，大多格调不高；而亡国之后的作品由于受生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重创，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李煜生平进行分期，再在这一分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通过这样的分期能够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从宏观上对后主词作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其二，便于凸现不同时期，后主不同的思想情态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三，通过分期还能相对完整地构架一个研究体系，从而使以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顺利展开，能够将复杂，凌乱的问题系统化简略化，更便于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期和研究也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期概念，容易给研究造成一种思维定势。用作品内容去还原写作时间，或者用写作时间去解读作品。这样必然会缩小作品的阐释空间，甚而遮蔽住作品的思想意义。以下作一简要分析。
以作者的身世阅历及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来研究作品，作为一种研究考证方法原本并无大错，但是若将一些主观的推定当作客观的前提，再在这个前提下去作出分析判断，必然会带来对作者和作品的误读。举个简单的例子：“1+9=10”于是因为要得到“10”这一结果就认为必然是“1+9”，而想不到“2+8”，“6+4”等，这不是很违反逻辑的吗？词学研究尤其不能这样。词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理应有更加广阔自由的意义阐释空间。而在李词中，若将那些明白无误的词看作是亡国后所作，也许有较大的合理性，也符合后主在特定时期的思想状态。如：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多少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些词作文字明白，意蕴显露，无多少隐晦之处，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将其归为亡国后的作品，符合常理。而另一些词却不尽然，但因为词学研究者心中早有了975年南唐灭亡，后主被俘入宋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因而便将一部分意含模糊，可阐释空间相对较大较宽的词也归为南唐灭亡后所作。如：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沈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从以上所引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词中都毫无疑问地贯穿了“愁”“悲”哀怨的情结，并在词中用凋谢的“林花”，悲飒的“秋风”，即将燃尽的“残烛”以及“醉酒”等来表达词人的愁苦情绪，但我们以为，并不能就此判断这些词作为亡国后所作。其实，由于李煜自幼天性儒雅懦弱，“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样的外貌被古人认为是大贵之相，故遭其兄文献太子妒忌。从嘉（煜）为避祸，“惟覃思经籍，不问政事。”后又目睹其兄为争皇位将其叔毒死的惨剧，这些经历无疑给他年幼而又具有艺术家特质的敏感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后来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佛堂听经，以此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据此，我们可以推定，根据其性格内敛、忧郁敏感的特点，这些词作为他早期创作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更符合他早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更能凸现后主的人生阅历和性格特征。由此，对其词我们可以阐释的空间更大。因此，我们说，其实愁、忧患、忏悔与痛悼贯穿了后主的一生。
许凌云先生说过：“人类总是在迎接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并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品格。”而“忧患也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
这也证明了李煜词中的忧患和愁，一方面是后主的个性使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可以说，即使李煜不在阴差阳错中成为受尽欺凌的国君，忧患与愁也同样会成为其作为知识阶层一员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南唐国渐趋衰弱的国势，政治统治岌岌可危，民生涂炭，社会凋敝的惨景，更成为李煜词忧患愁的又一源头。
试以上文所引《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二词来看。
对《乌夜啼》一首，叶嘉莹先生指出：“从‘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能自花落风雨达到外表现象，而直入地体验了生命之无常与挫伤的愁。”而《虞美人》一词则被先生誉为“把天下人一网打尽的好词。”仅仅“春花秋月”四字就写出了宇宙的永恒与无常。用一个“何时了”作问，表明了他对这一永恒的不理解。他不知道这种人生何时是一个终结。宇宙的永恒实在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敏感的李煜凭直觉感受到了。“往事知多少”又正如他在另一首词中所悲叹的“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一样写出了人生如梦，往事成空的悲哀。国破家亡，明月无殊，江山易主，“多少离愁别恨尽上心头。”
“最优美的诗篇都饱含眼泪。”（法国•缪塞语）而眼泪来自于心灵的挚爱和巨大的悲痛。挚爱是他包容宇宙人生的“赤子之心”，悲痛则是对国家、民族本该担当而不能担当的深哀巨痛，这种悲哀正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忧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更为公允、准确地评价后主，并未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南唐灭亡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唐灭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华，写出了大量较有思想性的诗篇。其实，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载人生生涯中，愁，忧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中满是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惆怅，他即便是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也时时在其词作中表现出了他惯有的空廖和寂寞。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