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概而言之,以天赋的性善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和以仁政学说为特征的政治思想,是《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孟子》一书还阐发了孟子深刻的哲学思想,展现了其卓越的美学修养。所有这一切不仅构筑起《孟子》一书博大精深的内在思想体系,而且赋予了它完美的外在形式,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华文化典籍中崇高的地位,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著作。当然瑕不掩玉,在《孟子》一书中也包含着一些迎合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思想观念和唯心主义的思想意识。这都需要我们在研读这部书时,用正确的观点进行认真地分析,以达到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的目的。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各国都已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新兴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已成为定局。在这个过程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法家的主张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然而,在当时的地主阶级内部,除了新兴地主,即军功地主和工商地主外,还有从旧贵族转化来的地主,这是当时地主阶级中保守的一翼,这些旧贵族出身地主对当时各国诸侯所推行的那种从经济、政治上取消旧的贵族特权的改革政策极为不满,而要求继续保存其原有的特权地位。孟子的主张正是代表了地主阶级中这一部分人的要求。
孟子是性善论者。人性本善是他全部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爰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政在得民是孟子政治主张的核心,而得民心又是得民的关键。这样,孟子便把对人的教化放到了首位。
孟子的性善论,从哲学上说,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孟子把根植于经济关系之上的,反映一定阶级内容的道德准则,归结为人生而就有的不可更改的普遍原则、
孟子以为,人都有一种良知、良能。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就是说,良知、良能都是先天而来的东西,它们就是人人天生都具有的善性。
孟子认为凡人都有着共伺的本质。他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并举例说明: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同然乎?孟子认为在人们心中也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构成了人的四种善端,也就是四种道德品质。所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把这四种善端比做人的四肢,认为它是人所不可或缺的东西,缺此即非人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这样,孟子便把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规定为一种内在的、先验的永恒的人的本性了。
孟子以儿童天生的爱亲、敬长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由此可见,孟子反复强调的根于心的四端主要是仁、义之端。而他所谓的仁义,其实际内容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忠孝之道。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样,孟子也就把地主阶级所要维持的亲亲、尊尊道德原则抽象化了。
孟子虽然认为人性天生是善的,但由于利欲的驱使,人也会发生种种恶行。他把义欲与仁义看成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统治者与被统者的根本标志。他说:欲知舜与蹦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所以,当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时,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是,人们为什么竟会去仁义而怀利呢?孟子认为那是由于人们思想的堕落,也即所谓陷溺其心。他说:富岁,弟子多赖;凶岁,弟子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而要去掉人们追求利欲的恶行,维持其本原的善行,就必须进行尽其心,养其性的修养。所以孟子提出寡欲、尚志、立命等等修养的方法,归结起来,就是要达到存心、不动心,以至把陷溺的心找回来。所以他把教育的目的地也说成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做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这种观点决定了孟子在政治上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自行,因而特别重视正人心、得民心,把教化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他的性善论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假借的依据。他终其大半生率领徒众游说诸侯,就是宣扬仁政,俾使其得以推行。
孟子看到了当时各国统治者为了扩充自己的统治权而争城夺地,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局面和他们那种庖有肥肉,V有肥马的奢侈生活,也体察到被统治者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那种游离失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艰难景象。同时,他也感觉到这样下去必定加深阶级矛盾,对统治者大为不利。这是其仁政学说的基本出发点。
孟子认为要结束动乱,安定社会,关键在于统一天下。当梁襄王问他天下如何才能安定时,他明确地回答:定于一。而要达到重新统一天下这个目的,孟子认为关键在于得道。
对于治国平天下之道,孟子把之区分为王道与霸道。所谓王道即以德行仁。霸道则是以力假仁。盂子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颂扬王道,反对霸道,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也,而王道则是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因此,孟子认为只有实行王道,也就是仁政,才能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他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如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时为然,又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认为只要推行仁政,便能缓和矛盾,最后达到天下归心的目的,这才是事半功倍的治国平天下的最好办法。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德政思想,并对春秋以来重民思想作了高度的发挥。他把孔子的仁学政治化,具体化,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这种观点秦现在政治上即其所谓的仁政,也即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是以性善论为依据的。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作为一个仁者,必定要把这种出于其本性的不忍人之心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也即把这种善性推广及人。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这种推己及人扩充到政上,也即仁政,就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他说: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在孟子的这种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推恩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仁义之心推广到老百姓身上。如何对待老百姓,是他仁政学说的中心内容,是他处理一切政治关系的基本前提。他曾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表现出孟子主张对老百姓发政施仁的态度。
在孟子看来,统治者能否得到或保持天下,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因此,他极其反对虐民、暴民,认为如果残害老百姓,便要失去天下。他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要得民,首先就要得民心。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关于如何得民,得民心,孟子虽然提出了要顺从民意,所谓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但主要还在于教民、养民。孟子十分重视教民的作用。所谓以德行仁也就是要在德化基础上,使民能心悦诚服。否则,苟无恒心,放僻邪侈,先不为已。所以他认为: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只有教化的方法,才能得民心。这是取得天下的主要方法。
孟子以为物质生活的保障是使人民在思想上服从的前提条件。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为此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基于这种观点,孟子提出统治者应做到物资丰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人民能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从而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同时,还要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能做到这些,孟子认为就是王道之始,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