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8-01
又一个热搜只有七天的生命。
无论多轰轰烈烈，总会有人走茶凉。
有一个人，不追热点，专捞“ 凉点 ”——
那些被热搜拱抬后，又晾到一边的人。
翻七番后又亏掉身家的炒币青年，剪掉长发后的“杀马特教父”，回归社会的“大力哥”……
采访者陈晓楠。
她要追问热搜的下落。
因为一个人注定只能短暂地活在热搜里。
当失去了万千的瞩目，他独自走回现实时，要如何拾起生活本身的分量？
这次陈晓楠带着她的新节目《无话不说》回归。
也为我们带回了一个名字——
陶勇 。
一时想不起来吗？
喧嚣远去了，但要有人听见笃定的回声。
2020年1月20日。
一男子在医院门诊楼持菜刀伤人，三名医护人员和一名群众受伤。
其中，眼科大夫陶勇头部、胳膊多处被砍伤，手掌肌腱伤势严重，现场地板上满是鲜血。
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对于手术精细度要求极高的眼科来说，这无疑是对陶勇大夫职业生涯一次可怕的打击，很可能再也拿不起手术刀。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一个医术精湛、和蔼可亲的医生身上。
陶勇1980年出生在江西南城县的一个小镇。
从小品学兼优，17岁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
一家人火车上站了两天一夜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前抱头痛哭。
用陶勇自己的话说：
“好像一切的人生就是幸福的大道。”
2002年陶勇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攻读眼科博士。
毕业后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从业十余年，看诊病人十万余人计，做手术15000余台，发表高水平论文近百篇。
年纪轻轻，就是全国最顶尖的眼科专家之一。
一次恶性伤医事件。
一片惋惜之情。
一轮愤怒的舆论声讨。
但是热搜平息之后，一切会自动归位吗？
我们不敢想象。
《无话不说》是陶勇医生出院后第一次接受视频对谈。
住院期间曾有很多人向他发出邀请。
但他选择了陈晓楠。
为什么？
当然，这句开场白有奉承、破冰的成分。
但背后暴露的心迹：
“我是真的怕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外界他早已筑起厚厚的心防。
一位被医闹重伤的受害者。
面对镜头没有愤怒，没有控诉，他竟然在“忏悔”——
其实这些年我变得更加胆小了。
我原来不敢说，但是我现在决定说。我也有时候很痛恨为什么我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陶勇是一个胆小的人吗？
按照他的说法，他其实是个心挺大的人。
在后期治疗中，陶医生的身体情况逐渐康复，心理状态健康。
但他的同事出现了严重的PTSD症状，以至于需要药物介入，进行缓解性治疗。
但一个再乐观、坚强的人，也不可能对这样的创伤视若无睹。
他怕什么？
又为什么怕？
那些医患矛盾下的挣扎和纠结，那些被热搜掩盖的心路历程，在当事人的叙述中娓娓展开。
同以往发问者的角色不同，陈晓楠这次更像个倾听者。
对谈中她始终红着眼眶。
克制眼泪流下来。
在整个访谈中。
陶勇在谈论的事，不是他和伤害者之间。
而是在于他自己的内心——
你还是你当初选择学医的初衷吗？
对他来说，“医学”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个匠人，一个手工艺者。
第二个阶段——
开发出新的手段，解决更多目前解决不好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
信仰。
Sir相信，信仰二字毫不夸张。
因为选择做一名医生，除了需要仁心，还要铁胆。
中国医师协会曾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
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
2012年暴力伤医事件出现高峰，随后有所下降。但在2016年又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全国发生典型暴力伤医案例42起，共导致60余名医务人员受伤或死亡。
2019年上半年被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有34起。
他们当中，有拉横幅或逼医生下跪的。
有过于激动直接殴打医生或借助工具打砸闹的。
甚至还有带着炸药来威胁的。
以往，我们将他们统称为医闹者。
这些人究竟面目如何？
有的医闹者为钱，或赖，或讹。
还有的是无法解释的荒谬。
遇袭后，陶勇反复在脑海里检索，到底和哪个患者结下了仇。
在得知砍人者身份时，他特别惊讶。
那是一个怀柔的农民。
他没有家属，双眼生下来就上千度的近视。
找到陶勇医生之前，他已经做过三次手术，很多医生都表示束手无策。
但陶勇医生还是决定给他做手术。
两个小时的手术，无数次想放弃，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陶勇认为手术是成功的，给了病人最好的效果。
但结果却是，患者治好眼睛后，拿着刀向医生冲过来了。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去年。
19年10月，甘肃某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冯丽莉在给患者做检查时，被曾经的患者连砍数刀，胸腹部多处严重致命伤，最终不幸身亡，年仅42岁。
而患者起杀心的原因，是3年前因患直肠癌，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冯主刀进行改道造瘘手术，切掉肛门，患者需要终生携带粪袋生活。
于是，他把痛苦和怨恨，发泄给了救过他的医生。
医生能医治病痛。
却治不好这个社会的痼疾。
节目中，陶勇向陈晓楠说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上学期间，他有次跟着儿科的老师值夜班。
凌晨两三点，病房门被突然敲开。
一名男子抱着一个出生没多久的孩子，满头大汗，说小孩不行了。
老师二话没说。
什么挂号啊，手续啊，都不管了。
直接把孩子接过来，在抢救室奋战了两三个小时。
最终，孩子还是没能救回来。
医生把孩子抱给了家长。
家长鞠了个躬，把孩子带走了。
这是陶勇医生第一次目睹医患关系——
从头到尾，医生连一分钱的事儿都没提。
尽管孩子没有抢救过来，家长也没有任何怨言。
这次经历，奠定了他的一个信念：
而这份信念，却在他工作过程中持续受到冲击。
每天上班之前，他都要进行心理建设。
为什么？
有两种可怕的病人心理——
一是，你必须专属为我服务。
陶勇医生说只要他走进医院，就有无数个人会有无数个理由要求得到照顾。
只有无视，才可能获得一个相对宁静的看病环境。
二是，你必须给我治好了。
陶勇医生被砍伤前一个月给一位得病毒性眼病的孩子进行治疗。
家属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得到了医生的手机号。
经常长篇累牍地发来短信。
针对每一个治疗的细节，甚至脱离了医学本身。
什么是最好的药；什么是最好的手术，治完了得是最好的结果。
陶勇医生都不敢给病人打针了。
因为对于免疫力低下的儿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难保证治疗效果会怎么样。
说到这，陶勇医生反问陈晓楠：
如果您是我您会怎么办？
两人心照不宣：
- 很难
- 很难
太多人无法理解，医生并非全能。
也不愿意理解，人类在有些疾病面前的无力回天。
他们把医院当成了保险箱，却完全忽略了所有的治愈，不过是概率事件。
△ 纪录片《人间世》
在纪录片《人间世》中的一个事例，2018年，上海瑞金医院。
一位病童的患者家属追着儿科ICU的大夫朱明钮，问为什么不能转科室。
朱大夫脚步很急，语气更急。
因为眼前有更危险的病人，等着她去救治。
尽管事出有因，但朱大夫还是遭到投诉。
患者家属不但向医务处投诉，还打了市民热线。
朱大夫被一个个求证、问责的电话，弄得焦头烂额。
看来家属并不理解，甚至不相信朱大夫匆忙的解释。
反而大夫严厉的语气，刺激了家属脆弱的神经。
一个细节，看出朱大夫的无奈。
接到调查电话时，已经不耐烦听到那边的声音；
通话结束后，她重重地把话筒敲在电话座上，然后疲惫不堪地扶着额头。
她沮丧、委屈。
不仅因为自己的劳累。
更因为科室里明明还有这么多等待救治的孩子，而她却不得不把一天的时间，都浪费在无理取闹的事情。
当陶勇被问到要花多少精力应付医学之外的事情。
他无奈地回答——
90%。
一名优秀的，想要为患者服务的医生，却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医疗上，乃至性命都有可能不保。
那还谈何发展、科研、自我提升？
这个疑难杂症，靠医生自己，远远无力医治。
陶勇是个胆肥的医生。
他做的许多事，同行都觉得不可思议。
例如给病人垫钱，去救一些有传染性的艾滋病患者。
他的门诊不“限号”。
因为限号意味着病人要拖家带口，在北京找宾馆，找吃的，花钱又费时间。
他实在不忍心。
2009年，陶勇参加公益医疗队去江西乐安为当地患者做免费白内障手术。
出发时老师一再告诫：
做不好，成为职业生涯中的污点；也可能人家正缺钱，做坏了正好要你赔。
当地有一位王阿婆，就是“复杂”病例。
患了特别严重的白内障，重到没有光感。
条件很差。孤家寡人，曾经有儿子，因为矿难丧生。
身体也不好。肚子里长着一个大瘤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但阿婆还是想做手术。
她说当地有这样一个风俗，死的时候入殓，穿在棺材里的那个寿衣，一定要自己亲手缝。
如果不亲手做，到那边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陶勇纠结过，但后来还是给老人进行了手术。
回去之后，当地联络员告诉他老人术后一个星期就走了。
但阿婆特别高兴。
因为在那一个星期里，她用恢复视力的眼睛，赶着为自己缝了一件寿衣。
寿衣上，阿婆把她老公和儿子的照片，缝死在口袋里。
陶勇很欣慰。
他说他不光救了阿婆，更救了自己。
但发生了那件事后，陶勇也开始害怕。
他怕的是那种被不信任搅动的人心泥沼。
以至于他曾经的信念开始松动。
不自觉地想要筛选自己的病人。
但更可怕的是。
医生怕了，我们还不怕。
一次医闹，足以阻碍医院的正常运转。
一次伤医，除了危及医生的生命，处于更危险的境地。
根据《中国医生职业状况白皮书》，截至2018年1月9日，中国 66% 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其中经历过语言暴力的占 51% 。
他们每天面对着惶恐、焦虑、绝望、孤注一掷的心情，没有哪个职业像医生这样，长时间暴露在低燃点、高能量的人群中。
靠一味地歌颂白衣天使，赞扬医德，就留得住他们吗？
《人间世2》里就有医生感叹，再这么闹，就没有人接下来敢做了。
我们是否还要沉默和忍让？
沉默和忍让的后果，已经把我们震撼过一次。
重庆公交坠江事故。
一名乘客因为坐过了站，要求司机中途开门停车，这不符条例，更何况此时行驶在大桥上，无法停车。
但乘客不管，她偏要下。
于是便闹——
用手机，一次，两次……砸向驾驶员。
忍无可忍的驾驶员出手还击，公交车失控撞断大桥护栏坠入江中，车上15人全部遇难。
这件事的可恨在于，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让更多无辜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愤怒。
也清醒了——
我们都是同一辆车上的人，没有人可以在闹事者面前置身事外。
而医闹者，不也是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岌岌可危吗？
因为把希望寄托于每个人的通情达理，对每个人的底线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无疑是在坐以待毙。
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后，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
是不再沉默，挺身痛扁闹事者——
是亡羊补牢，加重惩罚，设置驾驶员屏障——
因为我们不想等到下一次悲剧发生时。
车上坐的是自己。
而对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呢？
我们该做点什么。
让伤害远一些，再远一些。
在整个访谈中，让Sir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
说起那个伤害他的患者，陶勇医生没有表现出一丝愤恨。
相反，他处处尝试着理解对方的处境。
他相信那位患者在成长中肯定受到了很多冷眼，对社会的一种仇恨可能一直埋在心里头。
他支持这位行凶的患者受到法律制裁。
但他也想到。
对于衣食无着的他，坐牢或许是更好的生存选择，以为这不用再挣扎、受苦。
如今陶勇医生虽然已经出院，但受伤的手依然行动不便。
很多神经没有知觉。
但他仍心怀感恩。
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有三个人为医生挡刀。
医学的领域，充满了各种的交织。
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创伤。
这些都让陶勇医生学会看待人性。
除了恶，还有善。
六年前，他治疗过一个身患白血病，五六岁的小女孩。
父母带着她找到陶勇医生的时候，已经跑遍了很多医院，但都拒绝给小女孩治疗。
因为情况太差，皮包骨，双目失明。
即便像陶勇这样经验丰富的医生，看到小女孩的情况也倒抽一口凉气。
但陶勇医生还是鼓起勇气给小女孩治疗。
原因很简单。
女孩母亲对医生完全信任。
而且小女孩特别坚强。
治疗过程中，陶勇要往女孩的眼睛上扎针。
小女孩不用麻醉，只要点一滴麻醉效果很弱的眼药水，还给医生讲笑话。
扎了10多回。小女孩不疼吗？
怎么可能。
他们家为了治她的血液病，家里的房子卖了，家底也掏空了。
她说她要给她爸妈省点钱。
结果奇迹发生了。
小女孩眼睛视力恢复到0.5，还参加了一个绘画比赛拿了第一名。
第一名有5000块钱奖金。
即便是这么困难的家庭。她又捐了1000块钱给了一个比她还要困难的孩子。
那个男孩子是双眼恶性肿瘤。
陶勇受伤之后。
这个最终双眼眼球被摘除的孩子的爸爸，要把那1000块钱捐给陶勇医生。
讲完这个故事后，陶勇医生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