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扫荡报》的定位主要是为”剿匪反共“提供舆论支持。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该报的立场有所调整。从1938年12月25日的第三版开始，可以看到进步人士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其版面上，例如郭沫若的《复兴民族的真谛》。特别是《扫荡报》的一些副刊，成为了文化人展示才华的平台，诸如欧阳予倩、黄现璠、黄药眠和杨朔等都在此发表过他们的作品。黄现璠教授在1941至1942年间，更是频繁在桂林版《扫荡报》的文史地周刊上发表《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等涉及社会生活和风俗史研究的论文，显示了该报内容的多样性。
尽管《扫荡报》最初可能被部分人视为与“追剿红军，扫荡日寇”相关的反动报刊，但贺衷寒提出的办报八字方针——“化敌为友，以报养报”——在该报的一些副刊中得到了体现。这些副刊在宣传“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大背景下，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时期的舆论宣传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完全负面的媒体，而应看到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复杂作用。
扩展资料
扫荡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创办并主管。前身是1931年3月由贺衷寒在南昌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对开日刊。报名是贺衷寒先提出由蒋介石核定的，贺衷寒还亲白题写了报头。顾名思义，《扫荡报》最初完全是为了“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须剿匪"办的，使命是扫荡国民革命途程中的障碍，辅助军事上的安内攘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