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6
曾国藩被称为晚清最后一位“圣人”。
无论是他的事业、家庭，还是学术造诣，他的一生都是极为成功的。
除了少有的几次仕宦沉浮外，他一生中官运亨通，十年七升的成绩，即便放在现在的官场都是极为罕见的。
他后来更是凭借着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集太子太保、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勇毅候多项官职与荣誉于一身，一时风头无两，是绝对的风云人物。
事实上，曾国藩绝对不是“方仲永”式的早慧天才，从不少相关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他有些鲁钝，是个很“笨”的人。
曾国藩的“笨”首先体现在他的读书求取功名上。
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参加县试，前前后后考了七次，一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并且还是倒数第二名。
在道光十二年的时候，曾国藩第六次参加科考，却被当时的学台悬牌告天下，责其“文理太浅”。
受此大辱，曾咬牙发奋，在此后的第七次考试中，他终于中了秀才，后来又顺利中举，中进士，点翰林。
对比同时代的左宗棠、李鸿章，左只比曾小一岁，但天资聪颖，是出了名的“神童”级别的人物，十四岁参加县试，名列榜首；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就中了秀才。
曾国藩早期也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愤青，满怀政治抱负的他，一心想要在晚清内外交困的颓丧局势下，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为人处世都是典型的“硬碰硬”的风格，完全不会打太极。
道光一死，年方二十的咸丰就上台了。
他大刀阔斧，罢黜在朝不为高官，下昭“求言”。
咸丰不过说说而已，但曾国藩却当了真。
他先是上了《应昭陈言疏》，痛斥当时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以卵击石，将自己放在了满朝文武百官的对立面。
而后，他又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皇帝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刚愎自用、不讲诚信。皇帝拍案而起，盛怒之下，要严惩曾国藩，幸得朝中几位与他要好的大臣力保。
一时间，曾国藩成了众矢之的，枪打出头鸟，他成了大家集中火力，口诛笔伐的对象。
再者，曾国藩的战术也不见得高明。
曾国藩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创立“湘军”，完成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剿灭。
他由文转武，对行军打仗一窍不通，他只好通过阅读各种军事书籍来求取真经。
不同于左宗棠高明的军事智慧，曾国藩不善“巧攻”，只会“愚打”。
每场战役前，他都会做极为详细的研究，算好部署、后勤等各个环节，绝不打无准备之仗。
遇到特别难攻克的，他就打时间仗，绝不轻举妄动，直到把对方拖至筋疲力尽。
用今天时髦的心理学观点来解释，曾国藩就是典型的“粘液质”型人格，迟缓木讷、按章守制、难于变通。
曾国藩终于学乖了是在他人近中年之时。
也就是从这以后，他慢慢从一个怼天怼地怼皇上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极适合官场的“老谋深算”大儒士。
曾国藩成立“湘军”后，亲自挂帅，咸丰表面上对他委以重任，实则处处提防，不肯给予他实权。他从一名二品“京官”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地方“挂职”干部，处境尴尬。
曾先后挂职湖南和江西，打破了地方环环相扣的利益网，动了两地官员的“奶酪”，因此极不受当地权贵的欢迎。
由此可见，当时的曾国藩内心痛苦可见一斑。
恰逢父亲去世，曾国藩险棋一招，做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出格之举”：他奏折一封，在奏折中对咸丰例呈自己的委屈和不易，并不等咸丰回复，就丢下尚在江西的军队，直奔湖南老家。
本想借此从皇帝那里换取实权，却没想这一把“同情牌”让咸丰顺水推舟，顺势解除了他的兵权，曾国藩彻底心凉了，只得在替父守孝的日子闭门读书。
也恰是这一年多的守孝时间，彻底完成了曾国藩的“蜕变”之路。
痛定思痛，他开始从黄老之学中寻求解脱之道，开始静下来思考自己前半生的为人处世之道。
笨笨的老曾，终于开窍了，他读懂了老子的至理名言，以柔才能克刚，太过刚直的性格，一旦走得太着急，就容易剑走偏锋，伤人伤己。
当后来咸丰重新启用他时，曾国藩好像换了一个人。
他变得谦虚、低调、平和，他开始把那一套曾经所不齿的“官场文化”为己所用，并逐渐炉火纯青，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惊人的自控力，以免使自己堕入浊流。
曾国藩的成功，用的就是老掉牙的笨办法——“立志”与“守恒”。
在《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等著作中，这个随处可见的“恒”字诀始终是高悬在曾头上的“紧箍咒”。
曾在入朝为官后，就决定要当个完美的人，向“圣人”看齐。他用“日课”的方式来监督自己，晨起到晚上睡觉，大小诸事，皆写进日记，时刻反省和醒悟。
曾的这种“恒”字诀，某种程度上也是笨人的方法，在今天看来甚至有几分可笑。
他读书，一本书没有看完，绝对不去看其他书；一句话没有读通，也绝不看下一句。
在求“恒”这条路上，曾国藩可以说是毕生都在和自己进行斗争。
为了坚持完成每日读书和写字的任务，心性爱热闹的他曾走在社交活动的半道上，愣是逼着自己回家坐进了书房。
他看书、作文、练习书法，几十年如一日，即便在军务最为繁忙的时候，他都每日坚持着这几个习惯。
特别是在他成功戒除多年烟瘾后，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求恒之路，因为几十年的烟瘾都克服了，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从容应对呢？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以难得的“苦行僧”精神，磨炼了自己的立志求恒品性，这在当时今日看来是尤为难得的。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
曾国藩一生朋友圈广泛，师门英才辈出，他的门生遍布天下，占据着清朝地方上的各重要职责部门，累计出任总督的有13人，出任巡抚的有14人之多。
而他所用社交之法也不过一个“宽”字 。
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宽容之心相待。
在涉及金钱、品性、人格修养等等方面，他对自己的子女子侄要求严苛，但在求取功名，谋求财物方面，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女却未加多的要求。
他不求子女闻达天下，家财万贯，只希望自己的孩子 “努力读书，绝不怕没饭吃。”
面对贫穷困顿的远亲近邻，曾国藩常常教育子女要施以援手，对家境凋敝的亲家，要多加扶持，不可轻视疏离，更是让自己的儿子要多多给岳母写信，常去看望。
朋友殉难，曾国藩供养其妻儿；下属因公殉职，曾不忘每年给其家眷寄钱。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左宗棠之间的半世纠葛。
在众多讲述曾左二人的资料中，都提到了影响左宗棠一生的“科考情结”和“渝亮情结”。
左年少成名，名满湘乡，奈何科考之路坎坷，只一个小小“举人”；曾才气平平，宦途却异常顺利。
相遇之时，一个是巡抚“师爷”，而一个却已经是朝廷的二品大员。
因此，左宗棠一生都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曾国藩，对其大有鸡蛋里挑骨头之意，挖苦打击，以怨报德，极为严苛，而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左宗棠后来身居高位，除了自身不可多得的谋略与军事才华外，更与曾对其不遗余力的举荐息息相关。
在如此以德报怨的曾国藩面前，左宗棠终究还是低了头。
“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这是方宗诚对晚年曾国藩的评价，勾勒一副再平凡不过的肖像画，但细细想来，“愚笨”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毕竟，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柔也至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