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医和太医，早期国家体制下的医生职务称谓之一，专门服务皇帝及其皇帝宫廷中的家眷，直接听命于皇帝、指定的大臣（包括皇帝身边的掌事太监）、娘娘等，间接听命于其它后妃、皇子等。
皇帝礼贤下士，会命御医救命或者医治重疾。
也有将御医赠予重要的功劳勋著的大臣，短期或者永久贴身保健治疗。比如，晚清一品经略督臣傅振邦，在其连连解围边疆吃紧战事，每克必胜，救国朝于危难；由于阵前督战腕部受重伤后，同时还在肩负国家重任，皇帝便赐御医专门负责他的伤病及健康。后来另赐御厨，与御医共同负责治疗和保健工作。
御医院在清代叫太医院，所以御医确实被人们尊称为太医，但是被尊为“太医”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御医。真正的御医是极少极少的。正如为官者常被人称为“老爷”，而被称为“老爷”者不一定是做官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清史稿·职官志》中关于太医院的记载： 太医院的大夫分四个级别，第一等叫“御医”，只有十三人。雍正乾隆时期为七品，和县令一个级别。第二等称为“吏目”，只有二十六人，八品与九品各十三人。第三等叫医士，共二十人，“给从九品冠带”。第四等叫“医生”，有三十人，无品，相当于现在医院里的助理医师。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太医院的“御医”只有第一等大夫十三人，连院长、两位副院长在内才十六人。即使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十六加二十六，加二十，再加三十，太医院的大夫总共只有九十二人。太医院的“御医、吏目、医士”这三级五十九位大夫是可以独立看病的，也就是说，有处方权；第四级的“医生”看来只能当助手。“医生”的“生”字，是“生员”的意思，“医生”是见习大夫。
历史上关于御医的叫法很多，各朝各代都有所不同，职责分工也各不相同，从最初的医巫共侍皇上，到后来越来越庞大的太医院，为皇宫贵族提供医疗服务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跟我们今天的一个综合医院差不多。在这个组织中，御医也进一步有了更细化的角色，有做管理的，有专为皇上诊脉的，有采药制药的，有尝药的，还有负责记载处方、整理档案的，本书所要披露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的生活。在御医中还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太医院里的御医，他们有的已经是朝中官员，有的是在民间行医，由于他们出色的医术被世人传颂，皇室因此经常会请他们给自己治病，他们是皇帝钦点的御医，通常这群“钦点御医”治愈的都是疑难杂症，治疗的手段都非同一般，其中许多医案都成了后人传颂的佳话。
御医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皇帝的安危，因此即便他们地位低下，但是一旦能够治愈皇宫贵族的病，得到皇族的信任，那他们就能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然而也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诊治失误，抑或是皇上的一念之差，这些荣华富贵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清 《清实录》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冬十月癸酉（1908年10月21日）载，“皇上胃不和，畏饮食，大便积八日，步履益艰，上疾增剧……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视”。“独江督所保御医周景涛，所开药方与陈、曹各医所开者不甚相同。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周景涛的脉案药方略)，一九零八年的《申报》对这一段也有详细记载。光绪病逝后周景涛被革职返乡，自制“景涛肠胃永康液”为乡里治病，“一般病症，仅一剂汤药就能治愈”，因周氏医学湛深，又为御医，识见宏博，故“远近求诊者，日以百计”。周氏医德高尚、谦虚近人，所诊者又多为贫困乡里，所以深受百姓爱戴。周氏后人周健康教授秉承祖训，在原组方基础上，结合现代生产工艺，使祖方疗效更趋明显，已成为目前治疗肠胃病的首选药物。
综览光绪被囚后10年之医案，虽然时有慈禧之干涉，以及光绪自己多次不当之过问，指责等，御医们除不得不委婉尊旨诊断、处方、用药外，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无不尽心竭力，千方百计诊视、治疗。在他们的脉案中，几乎反映了时代的最高理论与技术水平。即是受到无端之指责，甚至极严励的斥责，仍然竞竞业业，认真负责进行诊疗处方用药，在与同行会诊中仍然提出自己的辨证论治意见，共同商讨以求更佳医疗方案的共识。严格讲：数十位曾为光绪诊疗过的御医，特别是后期多位御医与外荐名医，无论从医疗技术，还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态度上讲，可以说一无责任事故，二无医疗技术事故可言。但是，当光绪34年10月21日，光绪帝因为久病不治而“龙驭上宝”后，诸位经治抢救之御医们，无一因此而获罪，庆幸的是必竟已是20世纪初了，他们被免除了杀头、株连家族的重罪，但也绝难逃掉被降级，革职之处分。
且看光绪死后第三天，连下两道诏书：其一，专为处罚各省所荐之名医；其二则是专对太医院御医的惩处的命令。
第一道处罚谕旨：“上谕，前刑部主事陈秉钧、分部郎中曹元恒、江西玉山县知县吕用宾、江苏阜宁县知县周景涛、浙江候补知县杜钟骏、江苏候补知府施焕、候选道张鹏（彭）年，均着降级，留任。”
陈秉钧（约1840-1914），青浦（今属上海）人，字莲舫，世医出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应召，五进宫廷，为光绪治疗虚劳曾获显效，乃敕封三品刑部荣禄大夫，充御医值御药房。光绪死被降二级，后以年老乞归，晚年寓上海。门人董韵生辑《陈莲舫医案秘抄》（1921），书中医案多帝王，王公大臣者。
周景涛，晚清翰林，字松孙，号洵生，福建侯官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二甲第六名进士。散馆改主事，又改江苏阜宁县知县。 世医出身，尤善肠胃病，光绪死后，被革职居于乡下，赋诗作画，自制景涛肠胃永康液为乡里医病，名噪江浙。
曹元恒（1848-1931）江苏吴县人，字籍涵，号沦洲，世医出身，幼承庭训，治病辨证精审，立法严谨，处方灵巧，以内科名冠吴中。光绪33年（1907），光绪帝病重，曹氏与陈秉钧应召北上为光绪诊疗疾病，光绪病死后，因病告归。弟子屠锡淇汇编有《曹沧洲医案》（1924）。
杜钟骏，江苏扬州人，字子良，家传外科尤精内科，临证能察隐微，名噪江浙。光绪戊申在浙江节署充戌政文案，冯星岩中丞举荐，“浙江候补知县杜钟骏，脉理精细，人极谨慎，堪备请脉”，上谕：“冯汝骙电奏悉，杜钟骏若迅速来京，由内务府大臣带领请脉，钦此。”（1908）7月16日即为光绪诊疗，宣统元年（1909）撰有《德宗请脉记》。
第二道惩处“上谕：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恩粮戴家瑜，均着革职，带罪效力”。
张仲元（？-1920？）字午樵。清末医学家，曾任光绪年间太医院院使，光绪病逝曾被革职，带罪效力处分。宣统时曾晋级“花翎三级顶戴、督办清察管理太医院事务”。从光绪四年始，直到光绪34年死，30年间曾无数次为光绪诊病医疗，虽然中间无数次换请他医诊疗，但不当重要时刻，均有张仲元为光绪请脉诊疗，直到光绪临终的10月20日，在请四御医诊疗之后病危重旦夕之刻，仍请张仲元诊脉以定吉凶，可见其在太医院医术之超群与被重视之程度。直到宣统纪元12年，张仲元仍在为小朝廷之宣统诊病。
御医留给我们更多的是那些值得借鉴的珍贵医方，在今天高科技的医疗技术下，有些可能已经被替代，但是有很多中医之道，至今反而令西医治疗所叹服，是人类不得不推崇的万年医疗精粹。古代医疗技术某些方面相比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下的方法及医药虽然落后，但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医家也会倾尽全力为皇帝保养，于是也有了很多长寿的皇帝，这是现代人都望尘莫及的，今天我们能够有幸看到这些秘而不宣的宫廷秘方，从中获取有益的保健知识，也要感谢那些在治病救人过程中，不忘整理经验、著书留存后世的御医们，这些珍贵的资料也让我们能够得以与之更亲密地接触。
追问俺还想问个白痴问题：就是给皇帝治病时是不是只能跪着或站着，除非皇帝赏识的御医才能坐着？
追答应该是站着的，中医是望闻问切，就算给普通人看病，也应该站着，何况是给皇帝看病，没有尊卑之分，找死啊？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