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亨廷顿
很不幸地，他身后的名声主要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在被谈及时，他已被简化为“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会与他提出的最为人所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种简化的努力在便于记忆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却掩盖了他们更为复杂深刻的思想。而“文明冲突论”自1993年提出后，给他带来的与其说是学术声誉，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争议甚至责难。
亨廷顿经常是一个政治立场受争议的人物。在美国这个政治重心偏右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相对靠左的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却常被视为一个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义，矢志研究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却又反对美国主动干预和加快这些民主进程，在其1968年发表的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说“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对处于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倒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换言之，关键不在限制权威，倒是建立权威。当然在他本人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统一于一颗固守现实政治的大脑之中。
“不祥的预言”——“9·11”事件与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本人非常低调，甚至以“腼腆”、“学究气”著称，但在论战中他总是言辞犀利，锋芒直指，虽然观点经常刺激大众的神经，他的立场却从不退缩。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时他的观点已颇受争议，三年后他非但不后撤，反而以洋洋洒洒四百页的篇幅更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此书的问世可说是一颗重磅炸弹，很快译成39种文字，引发一种“榴莲效应”——喜欢者很赞赏，而厌恶者对其抨击反对之多，几乎可以用“围剿”来形容。在冷战后洋洋得意的太平气氛中，他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
在政治领域作出预言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其中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趋向。1830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的政治理论就基于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客观地说，反对“文明冲突论”的人大多数并非反驳其论点本身，而是觉得亨廷顿的立场不够“政治正确”——在一个提倡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中，这个危险人物竟公然泼冷水。这种争论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亨廷顿坚持文化（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继承自西欧的历史主义思潮；而他的反对者则愿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这两种思潮已交锋二百年之久，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认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写《我们是谁》了——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战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称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忧虑美国这个熔炉将难以把新移民“合众为一”，这个“大拼盘”也许最终将葬送美国立国的根本精神。
在这些观点中，无不可以看到一个基于现实政治原则的保守思维的身影。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同班同学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也都是这一类绝对冷静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不过是因为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虽然很多人批评亨廷顿作出了一个危险的预言，但他声明自己仅仅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他宁可要一个建筑在悲观之上的乐观，也不要一个在他看来忽视潜在差异和危险的盲目乐观。
“未来十年全球政治焦点是文化”
2006年10月，亨廷顿接受了《伊斯兰》杂志专访。
《伊斯兰》杂志：您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这一理论在“9·11”之后被人们一再提起。如今，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往往被看成是“西方与伊斯兰的对抗”，您认为用您的理论来说明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对抗恰当吗？
亨廷顿：有观点认为，未来十年国家间关系将更倾向于反省文化责任，他们的文化联结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对抗。我书中对文化冲突的论证是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很明显，权力还会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18世纪，欧洲的君主政体对抗着首先在美国后来在法国出现的共和政体。19世纪，不少民族与人民开始尝试定义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及创立体现他们民族性的国家。20世纪，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等，自由民主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被接受。那么未来十年全球政治关系的焦点会是什么呢？我认为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国家间会加强合作，尤其是当他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时，这在欧洲会表现最突出。我认为，政治很大程度上会被文化相似性与对抗性所引导。
